孫明遠談《聚珍仿宋體研究》：「古典的回歸」絕非單純的擬古

聚珍仿宋體是 20 世紀初中國人自行製作活字字體的早期嘗試，由杭州丁氏八千卷樓後人丁三在、丁輔之兄弟着手開發，於 1919 年正式問世，隨後風靡海內外，影響至今。聚珍仿宋在風格上不同於當時主導印刷出版市場的日本制宋體字（明朝體），而是以傳統雕版印刷字形為藍本的古典字體。它在構思上完成了仿宋體從寫刻到鑄字的改造，折射出當時中國人對自身文字形態的認知，以及對審美規範如何適應技術變革這一問題的理解。

西北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孫明遠近日出版的《聚珍仿宋體研究》針對這一款字體，從時代背景、產業狀況、製作初衷、審美觀念、開發技術、應用傳播等角度進行了多方位的研究，採用了大量一手資料，考證紮實，內容全面，是近年來國內字體歷史研究中少有的深度專題性著作。孫明遠畢業於日本九州大學，獲設計學博士學位。現為西北大學藝術學院藝術設計系副教授、中央美術學院中國文字藝術設計研究中心外聘研究員、上海美術學院字體研究中心外聘研究員、日本文字設計學會會員。2004 年至今在國內、日本、韓國、香港等地發表學術論文、研究報告等 20 余篇，主要研究方向為中日平面設計史、活字字體史。

為了更好地讓讀者了解本書，我們對孫明遠博士進行了簡短的訪談，以下內容略有編輯整理。

採訪人厲致謙（厲）：孫老師，你在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的時候對中國近代字體設計歷史做了深入研究，在當時的論文中，你就有關注聚珍仿宋。在畢業多年之後，你繼續選擇聚珍仿宋展開專題性的研究，為什麼會選擇這一話題？

孫明遠（孫）：博士期間的研究算不上深入，只是略微整理了中國近現代設計史的大致脈絡。聚珍仿宋體研究是我博士研究內容的進一步發展，將原本鳥瞰近現代中國平面設計和文字設計的發展歷程的廣域的視角，聚焦在聚珍仿宋體這一個字體上。除去挖掘聚珍仿宋體的史料，總結其歷史價值外，我設想探討在複雜的歷史流變中，中國固有的歷史文化的延續性對字體發展的作用，探索中國活字字體文化演變的思想脈絡。我認為這種視角，一定程度上可以回答，長期以來以費正清¹、列文森²等為代表的海外中國學者所構建的，立足於西方中心論的「衝擊—回應」或者「傳統—現代」二元分析結構的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的範式。我認為，這種範式，恰恰忽略了中國固有的傳統文化發展脈絡與中國文化的主體性，忽視了中國文化在複雜的歷史流變中發展的連續性，難以描繪中國文化發展流變的內在結構與趨勢。

而聚珍仿宋體正是這樣的恰到好處的絕妙的切入點，因為在近現代中國印刷界所創造的眾多字體中，聚珍仿宋體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活字字體。它誕生於西式活版印刷技術時期，是中國活字字體史上的里程碑，反映了雕版印刷字體向活版印刷字體轉變的重要節點，也見證了活版印刷技術向照相排版、桌面排版技術轉變的歷史進程。也正是因為它具有着強烈的功能性與審美性，所以也對同處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和韓國有所影響，可以說是東亞活字字體的典型代表之一。這麼重要的活字字體，它的研究，中國人不做，還能讓誰來做？

相較傳統的設計史研究，在參考了大量日本研究的基礎上，我考慮突破傳統的設計史研究的桎梏，收集了數千個字樣，針對包括聚珍仿宋體在內的多種仿宋體的間架結構、筆畫特徵等造型特點進行了分析，並在其基礎上進行了設計實踐。其成果是與蘇士鵬共同設計的《啟雲仿宋》，在第九屆方正字體大賽中獲得了三等獎。這也驗證了《聚珍仿宋體研究》中所分析的內容的有效性。

當然，除了這些大義名分之外，還有一個小小的私心就是，迄今為止國內還沒有人針對某一款字體做過深入全面系統的研究，一般的設計史研究也僅僅停留於史論的角度，我想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一方面遵循歷史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一方面給後人留下設計設計史和字體設計研究的最基本資料，一方面聯繫實際給在校學生一個字體設計入門的教程，也給我的兒子做個小小的榜樣。

厲：您之前的研究經歷是怎樣的？

孫：碩士期間我關注的課題是國際主義樣式對日本設計的影響。以一本叫《SD》（Space Design）的雜誌為中心進行了研究。這類研究在當時的日本也不多見，所以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關注。相關的內容有中文版，名為《國際主義樣式對日本平面設計影響之管窺：1964-1985年間〈SD〉雜誌的設計實驗》。

研究生時期的課題，理所當然在博士期間繼續研究。可是在 2004 年博士課程入學前，和我的老師伊原久裕³先生在一次閑談中發現，中國近現代設計史幾乎沒有人做。至今還記得，在學校附近的居酒屋裡，伊原久裕先生端着酒杯問我：「中國的設計史，中國人不做，誰來做？」年輕氣盛加上酒精給我的勇氣讓我脫口而出：「我來做！」就在這樣一個偶然的酒後決定下，我改變研究方向，嘗試做中國近現代設計史的研究。決定做一個事情不難，可是具體怎麼做，說實話我的老師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加之生性懶散又囊中羞澀，直到 2005 年才開始研究，2006 年我申請到了一筆數額可觀的研究助成金，算是解決了經濟上的問題，這才開始着手寫作。

文字設計是我一直比較關注的一個領域，於是我就設想如何從文字設計入手構成研究。最終確定，以傳教士在中國國內開發金屬活字字體開始的 1805 年為時間上限，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的 1949 年為時間下限，以近現代西式印刷技術在中國的發展為主線，以印刷出版、廣告和書籍設計、活字字體等為中心展開研究。同時，我始終認為，設計並不是單純的樣式、風格的問題，所以進一步結合產業發展、近現代化運動、文化學術團體等內容，嘗試從多個角度描繪這一時期中國平面設計和文字設計的歷史發展進程。因為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的中國設計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所謂的民族化和國際化——比如關於「民族化還是國際化」的大討論，應該大家還都有印象——所以針對創造「具有中國特色同時兼具國際性設計樣式」這一問題，又設定了「有中國特色表現」與「同時代性」這兩個課題進行了探討。

整合這些內容雖說不難，但也並非易事，資料收集、日文寫作、投稿審稿都消耗了大量時間，還經歷了一些數據丟失的波折。總而言之，在伊原久裕先生、小宮山博史先生⁴、佐藤優先生⁵的幫助下，我花了 4 年時間，直到 2008 年 3 月才拿到博士學位（博士論文的題目為《中國近現代平面設計和文字設計發展歷程研究——從 1805 至 1949 年》，科學出版社擬明年正式出版。）。雖然剛畢業就趕上美國兩房引起的全球經濟危機，極大地影響了我的生活，但慶幸的是，博士的相關研究內容總算獲得了一定的認可。2007 年，關於「藝文印刷局」的論文被在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of Design Research 在香港舉辦的 Emerging Trends in Design Research 2007 錄稿作了相關的發表；2008 年受《IDEA》雜誌總編之邀，刊登了約 2 萬餘字的博士論文摘要——後來我才知道，很多朋友是通過這篇文章了解我所做的研究的。又在小宮山博史先生、府川充男先生⁶要求下，重新整理了博士論文中字體設計的相關內容約 8 萬餘字，收錄於 2009 年刊行的《活字印刷の文化史——きりしたん版・古活字版から新常用漢字表まで》中。這本書以張秀民先生的自傳開篇，依據年代順序收錄了當時中日韓三國字體研究者的最新成果，獲得了第 8 次竹尾獎設計評論部門優秀獎。

厲：博士畢業後，從決定開始研究聚珍仿宋，到本書出版，前後經歷了幾年時間？

孫：博士畢業後原本打算在日本做博士後繼續研究，就選擇了論文中最關鍵的聚珍仿宋體，寫了幾份項目申請等待結果。但 5 月份得知了汶川大地震的消息，我幫助一個 NGO 在汶川大地震災區做了大半年的志願者，協助調查災後受災情況、確定支援目標、策劃相應的支援方案及實施等工作。對我個人而言，這個經歷比寫論文搞研究有意思也更有意義。

2009 年 4 月我回到國內，最終選擇留在西安，任職於西北大學藝術學院，也藉機繼續了一部分的調查，但只做了一些構想。2012 年年末，我有幸申請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有了預撥的項目資助；2013 年又申請到了留學基金委的青年骨幹教師出國訪問項目，於是在中日兩國之間進行了資料收集、整理工作。2014 年年中，我任職的學院分配下來一個辦公室，三個同事共用，每人一張小桌子，有了紮根安心寫東西的地方。除了課務雜事，絕大部分時間都在辦公室寫稿子，至 2015 年初終於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在書稿出版籌資之前，先刊發了一些論文，在各地做了一些演講，以介紹聚珍仿宋體的研究。如，2015 年在《裝飾》雜誌上刊發了《易木為鉛——聚珍仿宋體的開發及其周邊》，這個就是《聚珍仿宋體研究》中歷史部分的結構；2016 年刊發於《第九屆中國印刷史研討會論文集》的《聚珍仿宋體開發緣由考》、刊發於《陝西教育（高教）》的《聚珍仿宋體的開發技術與藍本考辯》；2017 年應上海新聞出版博物館邀請刊發的《聚珍仿宋體的開發及其向日本的傳播與流變》。還有一些關於漢字字體的論文或者演講，雖然和聚珍仿宋體沒有直接的關係，但是也都或是鋪墊性研究或是相關內容的研究，貫穿於其中的認知和思路是一致的。如，2016 年刊發於《設計藝術》的《「現代」與「傳統」的融攝——19 世紀至 20 世紀初期的漢字金屬活字字體開發活動》。此外，還藉助方正字庫等平台在北京、上海等地做了十餘次演講，大部分都是在介紹近現代中國字體的發展或者聚珍仿宋體，有些是在網絡上直播的，比如上海美術學院舉辦的《漢字通識系列講座》中我就詳細介紹了自己的研究和研究方法。

2016 年至 2017 年，在初次出版嘗試失敗後，我得知我所在的西北大學有學術研究的出版基金資助計劃，在申請獲得資助後，才將書稿交與科學出版社，在數次校對，修改後，終於得以出版。總結下，具體的構思是 2008 年博士畢業後開始的，2013 年獲得項目資助後開始正式收集、整理資料，着手書稿的寫作是 2014 年，完成全部書稿的寫作是 2016 年。也就是說，到今年已經過去十年了。

厲：國內活字史研究者往往缺乏足夠的一手材料作為基礎，容易陷入相互引用的怪圈。你是如何獲得大量一手的研究資料？

孫：我只是一個愛好者而已。對我而言，設定目標、查找和整理資料的過程，類似於偵探破案，抓到一個線索就繼續調查，獲得新的線索，然後一個線索一個線索這樣深入，最後破案，這是做歷史研究的樂趣之一。每發現一個線索，找到一個資料都是值得乾杯的快樂。評職稱要發論文，論文發不出去，職稱評不上，就踏踏實實做研究，有一點突破就以此為借口找個自己的樂趣小小地慶祝一下。這個基本上就是我的做法。

厲：在研究的過程中，你遇到了哪些困難，最後是如何克服的？獲得的最寶貴的資料是哪一樣？最難忘的經歷是什麼？

孫：坦誠說，搞研究就會遇到困難，在研究思路方面，找到問題所在、克服困難就是研究的樂趣所在。當然最大的困難還是資金和時間，極其感謝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項目和留學委的出國項目，不是這兩個項目，我肯定是無法在國內和日本展開調查的，更不用說，一頁需要好幾塊錢的複印費用了。這本書出版後，我又零散發現了一些圖片資料，希望有機會出日文版的時候能增加在其中。

獲得的最寶貴的資料是印捷文化的邢立先生提供的《聚珍仿宋版式各種樣張》，這本資料解決了很多困惑。此外，方正字庫的蘇士鵬先生、汪文先生、王文娜女士，中央美術學院的劉釗女士、周博先生，前方正字庫設計師楊雁女士、IWATA 的水野先生、我的師兄劉賢國先生也都提供了寶貴的資料。特別是蘇士鵬先生設計和製作了「啟雲仿宋」。科學出版社的羅莉編輯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在紙價高騰、成本居高不下的情況下，想盡辦法壓縮開支，降低售價，目的是為了讓在校學生也能買得起，讀得起。在此致以誠摯的謝意。還要感謝在 408 中座奮戰過的各位同學，數千個字樣的收集工作，是在他們的幫助下完成的。

最難忘的經歷雖然沒有，但是最大的遺憾是近些年忙於工作沒有時間陪孩子，錯過了很多應該陪伴他的時間，愧疚之情難以言表。

給我最大幫助的還是伊原久裕先生和小宮山博史先生，一直以來，他們教給我的是在研究中一定要抱有秉承開放的態度，在我面臨各種人生困境的時候，都給予了我無私的幫助。

厲：在你看來，聚珍仿宋對於中國字體設計史的意義何在？在今天的價值又體現在哪些方面？

孫：整體而言，聚珍仿宋體反映了二十世紀初期中國社會的審美意識和社會需求，這種保守的立場與對中國的歷史情緒的維護，是與中國傳統雕版印刷書籍形成以來的歷史方向和歷史潮流相吻合的，也正因為這樣，聚珍仿宋體才得以成為最知名、最具代表性的仿宋字體。但過細的筆畫，過於拘泥的傳統審美等，均導致聚珍仿宋體缺乏廣泛的適用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繼續發展。

聚珍仿宋體的開發及其流變中，明確地體現出的「古典的回歸」這一方法。聚珍仿宋體的成功，正是「古典的回歸」這一方法論的有效性的明證。我想近十年來古典字體的大面積開發和強烈的影響力，也足以證明這一點。

但是，向歷史學習絕不等同於一味泥古，魯迅在《突然想到·六》中的精彩論述早已為我們指明了方向。這一段不長不短，容我引用如下：

他們活有餘力，則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幫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並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着怎樣的心肝。

中國廢止讀經了，教會學校不是還請腐儒做先生，教學生讀《四書》么？民國廢去跪拜了，猶大學校不是偏請遺老做先生，要學生磕頭拜壽么？外國人辦給中國人看的報紙，不是最反對五四以來的小改革么？而外國總主筆治下的中國小主筆，則倒是崇拜道學，保存國粹的！

但是，無論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為難的，而況保古。我們目下的當務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苟有阻礙這前途者，無論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墳》《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圖，金人玉佛，祖傳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

在聚珍仿宋體的開發、發展、傳播、流變中，反映了傳統和現代的交匯、衝突、融合、各種技術、文化對字體的影響，體現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文字設計的一種發展趨勢。「古典的回歸」絕對不是單純的擬古，而是立足於傳統文脈的基礎上的不斷創新。這應該是聚珍仿宋體對於現在中國的文字設計領域最為重要的啟示作用。

厲：能否請你簡單介紹一下日本對於聚珍仿宋體的相關研究。他們對於這款字體的評價是怎樣的？

孫：整體來看，相較明朝體而言，較為深入的研究不多，畢竟，宋朝體在日本印刷界並不是主流字體。字體的評價更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問題，因為很難設定一個統一的設計、使用、判斷標準。聚珍仿宋體在日本也歷經改刻，也有約 90 年的使用歷史，經歷了金屬活字、照相排版以及數字字體時代，經過這麼長的歷史跨度、如此複雜的技術環境變化，還有數個版本，還能被繼續使用沉澱至今的字體其實並不多見。毋庸置疑，無論在中國還是日本，聚珍仿宋體都是一款極為優秀的字體。

厲：你還會繼續關注聚珍仿宋體的相關話題嗎？下一個研究的課題是什麼？

孫：做過一個課題後，基本上就不是很想再回顧它。聚珍仿宋體也是如此。不過我很想將其翻譯成日文，在日本再出版一次。雖然學術沒有國界，只要是先賢的遺產，誰都可以做，但張秀民先生曾說過一句話，大意是「中國的印刷史應該由中國人來做」，對啊，作為印刷術的發明國、作為漢字的發明國、作為仿宋字體的發明國，中國人不做這些研究，不宣傳，不繼承、不弘揚，讓誰來做呢？

歷史類的基礎研究的周期長，往往從構思、收集資料至最終完成文本，需要數年時間，還需要大量的經濟、精力的投入且沒有收益。雖然受恩師教誨，我一直秉承開放的態度，但是關於下一個研究的詳細情況也不敢再說了。理由您是清楚的。只能說大致是一本描繪東亞漢字文化圈漢字字體整體發展狀況的書籍。雖然在三年前就基本上完成了十多萬字，但也是因為各種原因一直擱置至今，希望能有時間儘快結束這個工作。

我原本對研究只是略有興趣，智力、能力、精力所限，也無法更加深入。如果可能的話，希望能把教學與具體的社會工作結合在一起，可能 70 後都會被某種虛無縹緲的情懷所吸引，但還是希望不僅僅沉醉於書齋中，迷失在故紙堆中。

漢字是中國人的發明，漢字字體承載了中華民族偉大的歷史文脈，體現了中國人獨特的審美精神，希望通過我的這些微小的努力，能有更多的人關注漢字字體的設計、傳承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