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设计和视觉文化

孙明远谈《聚珍仿宋体研究》:「古典的回归」绝非单纯的拟古

聚珍仿宋体是 20 世纪初中国人自行制作活字字体的早期尝试,由杭州丁氏八千卷楼后人丁三在、丁辅之兄弟着手开发,于 1919 年正式问世,随后风靡海内外,影响至今。聚珍仿宋在风格上不同于当时主导印刷出版市场的日本制宋体字(明朝体),而是以传统雕版印刷字形为蓝本的古典字体。它在构思上完成了仿宋体从写刻到铸字的改造,折射出当时中国人对自身文字形态的认知,以及对审美规范如何适应技术变革这一问题的理解。

西北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孙明远近日出版的《聚珍仿宋体研究》针对这一款字体,从时代背景、产业状况、制作初衷、审美观念、开发技术、应用传播等角度进行了多方位的研究,采用了大量一手资料,考证扎实,内容全面,是近年来国内字体历史研究中少有的深度专题性著作。孙明远毕业于日本九州大学,获设计学博士学位。现为西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中央美术学院中国文字艺术设计研究中心外聘研究员、上海美术学院字体研究中心外聘研究员、日本文字设计学会会员。2004 年至今在国内、日本、韩国、香港等地发表学术论文、研究报告等 20 余篇,主要研究方向为中日平面设计史、活字字体史。

为了更好地让读者了解本书,我们对孙明远博士进行了简短的访谈,以下内容略有编辑整理。

孙明远博士

采访人厉致谦(厉):孙老师,你在日本九州大学攻读博士的时候对中国近代字体设计历史做了深入研究,在当时的论文中,你就有关注聚珍仿宋。在毕业多年之后,你继续选择聚珍仿宋展开专题性的研究,为什么会选择这一话题?

孙明远(孙):博士期间的研究算不上深入,只是略微整理了中国近现代设计史的大致脉络。聚珍仿宋体研究是我博士研究内容的进一步发展,将原本鸟瞰近现代中国平面设计和文字设计的发展历程的广域的视角,聚焦在聚珍仿宋体这一个字体上。除去挖掘聚珍仿宋体的史料,总结其历史价值外,我设想探讨在复杂的历史流变中,中国固有的历史文化的延续性对字体发展的作用,探索中国活字字体文化演变的思想脉络。我认为这种视角,一定程度上可以回答,长期以来以费正清1、列文森2等为代表的海外中国学者所构建的,立足于西方中心论的「冲击—回应」或者「传统—现代」二元分析结构的中国近现代文化研究的范式。我认为,这种范式,恰恰忽略了中国固有的传统文化发展脉络与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忽视了中国文化在复杂的历史流变中发展的连续性,难以描绘中国文化发展流变的内在结构与趋势。

而聚珍仿宋体正是这样的恰到好处的绝妙的切入点,因为在近现代中国印刷界所创造的众多字体中,聚珍仿宋体是最具有代表性的活字字体。它诞生于西式活版印刷技术时期,是中国活字字体史上的里程碑,反映了雕版印刷字体向活版印刷字体转变的重要节点,也见证了活版印刷技术向照相排版、桌面排版技术转变的历史进程。也正是因为它具有着强烈的功能性与审美性,所以也对同处东亚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有所影响,可以说是东亚活字字体的典型代表之一。这么重要的活字字体,它的研究,中国人不做,还能让谁来做?

相较传统的设计史研究,在参考了大量日本研究的基础上,我考虑突破传统的设计史研究的桎梏,收集了数千个字样,针对包括聚珍仿宋体在内的多种仿宋体的间架结构、笔画特征等造型特点进行了分析,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设计实践。其成果是与苏士鹏共同设计的《启云仿宋》,在第九届方正字体大赛中获得了三等奖。这也验证了《聚珍仿宋体研究》中所分析的内容的有效性。

启云仿宋

当然,除了这些大义名分之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私心就是,迄今为止国内还没有人针对某一款字体做过深入全面系统的研究,一般的设计史研究也仅仅停留于史论的角度,我想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方面遵循历史研究的最基本方法,一方面给后人留下设计设计史和字体设计研究的最基本资料,一方面联系实际给在校学生一个字体设计入门的教程,也给我的儿子做个小小的榜样。

厉:您之前的研究经历是怎样的?

孙:硕士期间我关注的课题是国际主义样式对日本设计的影响。以一本叫《SD》(Space Design)的杂志为中心进行了研究。这类研究在当时的日本也不多见,所以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关注。相关的内容有中文版,名为《国际主义样式对日本平面设计影响之管窥:1964-1985年间〈SD〉杂志的设计实验》。

2004 年硕士研究生毕业,和伊原久裕先生及同窗

2008 年博士毕业,和佐藤优先生及同窗

研究生时期的课题,理所当然在博士期间继续研究。可是在 2004 年博士课程入学前,和我的老师伊原久裕3先生在一次闲谈中发现,中国近现代设计史几乎没有人做。至今还记得,在学校附近的居酒屋里,伊原久裕先生端着酒杯问我:「中国的设计史,中国人不做,谁来做?」年轻气盛加上酒精给我的勇气让我脱口而出:「我来做!」就在这样一个偶然的酒后决定下,我改变研究方向,尝试做中国近现代设计史的研究。决定做一个事情不难,可是具体怎么做,说实话我的老师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加之生性懒散又囊中羞涩,直到 2005 年才开始研究,2006 年我申请到了一笔数额可观的研究助成金,算是解决了经济上的问题,这才开始着手写作。

文字设计是我一直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于是我就设想如何从文字设计入手构成研究。最终确定,以传教士在中国国内开发金属活字字体开始的 1805 年为时间上限,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 1949 年为时间下限,以近现代西式印刷技术在中国的发展为主线,以印刷出版、广告和书籍设计、活字字体等为中心展开研究。同时,我始终认为,设计并不是单纯的样式、风格的问题,所以进一步结合产业发展、近现代化运动、文化学术团体等内容,尝试从多个角度描绘这一时期中国平面设计和文字设计的历史发展进程。因为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设计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所谓的民族化和国际化——比如关于「民族化还是国际化」的大讨论,应该大家还都有印象——所以针对创造「具有中国特色同时兼具国际性设计样式」这一问题,又设定了「有中国特色表现」与「同时代性」这两个课题进行了探讨。

整合这些内容虽说不难,但也并非易事,资料收集、日文写作、投稿审稿都消耗了大量时间,还经历了一些数据丢失的波折。总而言之,在伊原久裕先生、小宫山博史先生4、佐藤优先生5的帮助下,我花了 4 年时间,直到 2008 年 3 月才拿到博士学位(博士论文的题目为《中国近现代平面设计和文字设计发展历程研究——从 1805 至 1949 年》,科学出版社拟明年正式出版。)。虽然刚毕业就赶上美国两房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极大地影响了我的生活,但庆幸的是,博士的相关研究内容总算获得了一定的认可。2007 年,关于「艺文印刷局」的论文被在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ocieties of Design Research 在香港举办的 Emerging Trends in Design Research 2007 录稿作了相关的发表;2008 年受《IDEA》杂志总编之邀,刊登了约 2 万余字的博士论文摘要——后来我才知道,很多朋友是通过这篇文章了解我所做的研究的。又在小宫山博史先生、府川充男先生6要求下,重新整理了博士论文中字体设计的相关内容约 8 万余字,收录于 2009 年刊行的《活字印刷の文化史——きりしたん版・古活字版から新常用漢字表まで》中。这本书以张秀民先生的自传开篇,依据年代顺序收录了当时中日韩三国字体研究者的最新成果,获得了第 8 次竹尾奖设计评论部门优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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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活字印刷の文化史——きりしたん版・古活字版から新常用漢字表まで》(勉誠出版,2009)右:《IDEA》杂志 327 期中国书籍设计特辑

孙明远在《IDEA》杂志发表的论文摘要中的图例:中国在 20 世纪 10–30 年代前自主开发的活字字体名录

厉:博士毕业后,从决定开始研究聚珍仿宋,到本书出版,前后经历了几年时间?

孙:博士毕业后原本打算在日本做博士后继续研究,就选择了论文中最关键的聚珍仿宋体,写了几份项目申请等待结果。但 5 月份得知了汶川大地震的消息,我帮助一个 NGO 在汶川大地震灾区做了大半年的志愿者,协助调查灾后受灾情况、确定支援目标、策划相应的支援方案及实施等工作。对我个人而言,这个经历比写论文搞研究有意思也更有意义。

2008 年 8 月在擂鼓镇

2009 年 4 月我回到国内,最终选择留在西安,任职于西北大学艺术学院,也借机继续了一部分的调查,但只做了一些构想。2012 年年末,我有幸申请到了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有了预拨的项目资助;2013 年又申请到了留学基金委的青年骨干教师出国访问项目,于是在中日两国之间进行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2014 年年中,我任职的学院分配下来一个办公室,三个同事共用,每人一张小桌子,有了扎根安心写东西的地方。除了课务杂事,绝大部分时间都在办公室写稿子,至 2015 年初终于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

在书稿出版筹资之前,先刊发了一些论文,在各地做了一些演讲,以介绍聚珍仿宋体的研究。如,2015 年在《装饰》杂志上刊发了《易木为铅——聚珍仿宋体的开发及其周边》,这个就是《聚珍仿宋体研究》中历史部分的结构;2016 年刊发于《第九届中国印刷史研讨会论文集》的《聚珍仿宋体开发缘由考》、刊发于《陕西教育(高教)》的《聚珍仿宋体的开发技术与蓝本考辩》;2017 年应上海新闻出版博物馆邀请刊发的《聚珍仿宋体的开发及其向日本的传播与流变》。还有一些关于汉字字体的论文或者演讲,虽然和聚珍仿宋体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也都或是铺垫性研究或是相关内容的研究,贯穿于其中的认知和思路是一致的。如,2016 年刊发于《设计艺术》的《「现代」与「传统」的融摄——19 世纪至 20 世纪初期的汉字金属活字字体开发活动》。此外,还借助方正字库等平台在北京、上海等地做了十余次演讲,大部分都是在介绍近现代中国字体的发展或者聚珍仿宋体,有些是在网络上直播的,比如上海美术学院举办的《汉字通识系列讲座》中我就详细介绍了自己的研究和研究方法。

2016 年至 2017 年,在初次出版尝试失败后,我得知我所在的西北大学有学术研究的出版基金资助计划,在申请获得资助后,才将书稿交与科学出版社,在数次校对,修改后,终于得以出版。总结下,具体的构思是 2008 年博士毕业后开始的,2013 年获得项目资助后开始正式收集、整理资料,着手书稿的写作是 2014 年,完成全部书稿的写作是 2016 年。也就是说,到今年已经过去十年了。

厉:国内活字史研究者往往缺乏足够的一手材料作为基础,容易陷入相互引用的怪圈。你是如何获得大量一手的研究资料?

孙:我只是一个爱好者而已。对我而言,设定目标、查找和整理资料的过程,类似于侦探破案,抓到一个线索就继续调查,获得新的线索,然后一个线索一个线索这样深入,最后破案,这是做历史研究的乐趣之一。每发现一个线索,找到一个资料都是值得干杯的快乐。评职称要发论文,论文发不出去,职称评不上,就踏踏实实做研究,有一点突破就以此为借口找个自己的乐趣小小地庆祝一下。这个基本上就是我的做法。

部分聚珍仿宋研究资料

厉:在研究的过程中,你遇到了哪些困难,最后是如何克服的?获得的最宝贵的资料是哪一样?最难忘的经历是什么?

孙:坦诚说,搞研究就会遇到困难,在研究思路方面,找到问题所在、克服困难就是研究的乐趣所在。当然最大的困难还是资金和时间,极其感谢教育部的人文社科项目和留学委的出国项目,不是这两个项目,我肯定是无法在国内和日本展开调查的,更不用说,一页需要好几块钱的复印费用了。这本书出版后,我又零散发现了一些图片资料,希望有机会出日文版的时候能增加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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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 7 月 7 日《申报》上并列出现的聚珍仿宋印书局与西泠印社的广告。

1929 年《申报》上的「中华书局聚珍仿宋版刊行五开本《二十四史》预购」广告。

获得的最宝贵的资料是印捷文化的邢立先生提供的《聚珍仿宋版式各种样张》,这本资料解决了很多困惑。此外,方正字库的苏士鹏先生、汪文先生、王文娜女士,中央美术学院的刘钊女士、周博先生,前方正字库设计师杨雁女士、IWATA 的水野先生、我的师兄刘贤国先生也都提供了宝贵的资料。特别是苏士鹏先生设计和制作了「启云仿宋」。科学出版社的罗莉编辑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在纸价高腾、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想尽办法压缩开支,降低售价,目的是为了让在校学生也能买得起,读得起。在此致以诚挚的谢意。还要感谢在 408 中座奋战过的各位同学,数千个字样的收集工作,是在他们的帮助下完成的。

左:1920 年,中华民国农商局批准(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的商标注册。右:《聚珍仿宋版式各种样张》封面(聚珍仿宋印书局,1923,邢立藏)。

最难忘的经历虽然没有,但是最大的遗憾是近些年忙于工作没有时间陪孩子,错过了很多应该陪伴他的时间,愧疚之情难以言表。

给我最大帮助的还是伊原久裕先生和小宫山博史先生,一直以来,他们教给我的是在研究中一定要抱有秉承开放的态度,在我面临各种人生困境的时候,都给予了我无私的帮助。

厉:在你看来,聚珍仿宋对于中国字体设计史的意义何在?在今天的价值又体现在哪些方面?

孙:整体而言,聚珍仿宋体反映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社会的审美意识和社会需求,这种保守的立场与对中国的历史情绪的维护,是与中国传统雕版印刷书籍形成以来的历史方向和历史潮流相吻合的,也正因为这样,聚珍仿宋体才得以成为最知名、最具代表性的仿宋字体。但过细的笔画,过于拘泥的传统审美等,均导致聚珍仿宋体缺乏广泛的适用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继续发展。

聚珍仿宋体的开发及其流变中,明确地体现出的「古典的回归」这一方法。聚珍仿宋体的成功,正是「古典的回归」这一方法论的有效性的明证。我想近十年来古典字体的大面积开发和强烈的影响力,也足以证明这一点。

但是,向历史学习绝不等同于一味泥古,鲁迅在《突然想到·六》中的精彩论述早已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这一段不长不短,容我引用如下:

他们活有余力,则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帮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国永是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这虽然可恶,却还不奇,因为他们究竟是外人。而中国竟也有自己还不够,并且要率领了少年,赤子,共成一个大古董以供他们的赏鉴者,则真不知是生着怎样的心肝。

中国废止读经了,教会学校不是还请腐儒做先生,教学生读《四书》么?民国废去跪拜了,犹大学校不是偏请遗老做先生,要学生磕头拜寿么?外国人办给中国人看的报纸,不是最反对五四以来的小改革么?而外国总主笔治下的中国小主笔,则倒是崇拜道学,保存国粹的!

但是,无论如何,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而况保古。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部踏倒它。

在聚珍仿宋体的开发、发展、传播、流变中,反映了传统和现代的交汇、冲突、融合、各种技术、文化对字体的影响,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文字设计的一种发展趋势。「古典的回归」绝对不是单纯的拟古,而是立足于传统文脉的基础上的不断创新。这应该是聚珍仿宋体对于现在中国的文字设计领域最为重要的启示作用。

厉:能否请你简单介绍一下日本对于聚珍仿宋体的相关研究。他们对于这款字体的评价是怎样的?

孙:整体来看,相较明朝体而言,较为深入的研究不多,毕竟,宋朝体在日本印刷界并不是主流字体。字体的评价更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很难设定一个统一的设计、使用、判断标准。聚珍仿宋体在日本也历经改刻,也有约 90 年的使用历史,经历了金属活字、照相排版以及数字字体时代,经过这么长的历史跨度、如此复杂的技术环境变化,还有数个版本,还能被继续使用沉淀至今的字体其实并不多见。毋庸置疑,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聚珍仿宋体都是一款极为优秀的字体。

《活字略见本》宋朝体内页,津田三省堂,昭和 8 年 4 月

厉:你还会继续关注聚珍仿宋体的相关话题吗?下一个研究的课题是什么?

孙:做过一个课题后,基本上就不是很想再回顾它。聚珍仿宋体也是如此。不过我很想将其翻译成日文,在日本再出版一次。虽然学术没有国界,只要是先贤的遗产,谁都可以做,但张秀民先生曾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中国的印刷史应该由中国人来做」,对啊,作为印刷术的发明国、作为汉字的发明国、作为仿宋字体的发明国,中国人不做这些研究,不宣传,不继承、不弘扬,让谁来做呢?

历史类的基础研究的周期长,往往从构思、收集资料至最终完成文本,需要数年时间,还需要大量的经济、精力的投入且没有收益。虽然受恩师教诲,我一直秉承开放的态度,但是关于下一个研究的详细情况也不敢再说了。理由您是清楚的。只能说大致是一本描绘东亚汉字文化圈汉字字体整体发展状况的书籍。虽然在三年前就基本上完成了十多万字,但也是因为各种原因一直搁置至今,希望能有时间尽快结束这个工作。

我原本对研究只是略有兴趣,智力、能力、精力所限,也无法更加深入。如果可能的话,希望能把教学与具体的社会工作结合在一起,可能 70 后都会被某种虚无缥缈的情怀所吸引,但还是希望不仅仅沉醉于书斋中,迷失在故纸堆中。

汉字是中国人的发明,汉字字体承载了中华民族伟大的历史文脉,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精神,希望通过我的这些微小的努力,能有更多的人关注汉字字体的设计、传承和研究。

注:

  1. 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美国汉学家和历史学家,哈佛大学终身教授,《剑桥中国史》两位主编之一,撰写《美国与中国》《观察中国》等多部论述中国问题的著作。↩︎
  2. 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美国汉学家、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者,哈佛博士,深受费正清推举。著有《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三卷本《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等。↩︎
  3. 伊原久裕(Hisayasu IHARA),艺术工学博士,九州大学大学院艺术工学研究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平面设计、字体排印和信息设计。↩︎
  4. 小宫山博史(Hiroshi KOMIYAMA),1943 年生于东京新宿,师从佐藤敬之辅,从事字体设计和字体史研究,佐藤字体设计研究所代表。主要字体作品有「平成明朝体」、大日本网屏公司的「日本活字字体名作精选」等。现任阿佐谷美术专门学院讲师、印刷史研究会会员。著有《日文活字物语》《字体排印基础》《活字印刷文化史》等。↩︎
  5. 佐藤优(Masaru SATO),艺术工学博士,曾任九州大学大学院艺术工学研究院教授,现任神户艺术工科大学副校长。主要研究方向是视觉符号规划、城市景观规划。↩︎
  6. 府川充男(Mitsuo FUKAWA),日本印刷史研究者,字体排印师,印刷史研究会委员。著有《排版原论:字体排印与活字、照排、DTP》《聚珍录・图说近世近代日本文字印刷文化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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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译者

孙 明远
日本九州大学设计学博士,西北大学艺术学院艺术设计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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