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設計研究部(Design Research Unit,DRU)在二戰時期建立。其建立宗旨充滿了道德目標和理想主義:結合設計的新思想和實踐的新方法,建立一個更好的戰後世界。時至今日,在英國仍然可以看到他們的印記:鐵路的標誌,倫敦中心 Westminster 區的路牌,地鐵 District 線的座套。承擔著以設計改善社會的理想,DRU 以現代主義包裝了英國的一個時代。
作為二戰後於英國崛起的第一代設計顧問公司,DRU 的現代主義的設計領先 Pentagram、Total Design 和 Unimark 整整一代。DRU 創立之初的模型十分新鮮:跨領域合作,重新思考商業傳播方式——主要體現在發展、實踐企業標識(corporate identity)的概念。自成立之初,團隊成員就由工業設計師,平面設計師以及建築師組成,發展領域包括平面設計、展覽設計、產品設計、室內設計、企業標識設計等等——其團隊之多元,涉及領域之廣泛,即使到今日也屬罕見。更重要的是自創立之初,DRU 就遵循為公共大眾設計的宗旨,致力於用設計改善英國每一位居民的日常生活。
戰後設計與 DRU 創辦
DRU 成立於 1943 年,由作家 Herbert Read 擔任總裁,建築師 Misha Black、廣告製作人 Marcus Brumwell 以及平面設計師 Milner Gray 作為聯合創始人。事實上,在眾多文獻中,關於 DRU 具體於哪一年正式成立並無定論。一方面,DRU 的團隊雛形最早可以追溯至 1940 年,其時 Milner Gray 任職政府信息部(Ministry of Information)展覽部長及總設計顧問,其中的五名部員隨後成為 DRU 的創始成員。這批設計師在戰爭期間就開始討論戰後國家重建的議題,Gray 每周組織部員在議事大樓附近的咖啡廳中,討論設計將如何參與到大規模的國家重建中。
事實上,Herbert Read 對 DRU 的思考要開始得更早。1933 年 Read 回到倫敦,住在 Hampstead。很快他就結識了一群當地藝術家,他們聯合舉辦了一場展覽,名為 Unit One。Read 在一本建築評論雜誌上發表了他對這一組織模式的支持:「(這些藝術家)可以這麼做:找一個辦公室,設立一位諮詢官以回應不同詢問者的問題——比如這些作品的性質、藝術家們的去向以及作品的價格等等。(藝術家們)可以聯合辦展,分攤與展覽有關的支出。」他的這一思考延續到 DRU 的團隊組建以及工作方式中。
另一方面,二戰前的英國政府已經意識到設計在經濟發展中將發揮重要作用。1931 年的《向貿易委員會呈交的 Gorell 報告》(Gorell Report to the Board of Trade),以及 1934 年《設計與行業局向教育委員會呈交的備忘錄》(Memorandum from the Council of Design and Industries Association to the Board of Education)都探討了設計的社會意義。其中,Gorell 報告中提到的一些觀點體現在後來 DRU 的工作中:「期望能夠在倫敦市內舉辦一個常設展覽,陳設日常用品以及當前技術下的優秀設計」,「成立一個專門的部門統籌這一展覽的籌辦工作」。
在這方面,DRU 的創始人也參與了兩次重要的公共展覽:「Britain Can Make It」(英國能行)和 Festival of Britain(英國節)。前者由政府組織「工業設計協會」(Council of Industrial Design)主辦,探討「工業設計意味着什麼」,展示了英國領先的工業設計和工藝,為政府宣傳戰後英國的美好前景。
因此,自草創階段起,DRU 的宗旨就與公共生活緊密相連。1942 年 10 月 20 日,在一份名為《有關組建一個設計工作組的筆記》的文件中,Milner Gray 大致描述了這個工作組的三大工作領域:設計與製造(Deisgn and Fabrication),工藝與研究(Technics and Research),財政與行政(Finance and Administration)。其中第一個領域內又包括四個方面:建築、工業設計、平面設計,以及國家服務(如交通、醫療、勞動力市場、郵政系統等等)。第二個領域源於 Brumwell 個人對科學的興趣,強調對新材料的發展與應用,包括合金,合成纖維等。而第三個領域——財政與行政——不僅指對行政部門的管理,還要為國內外事務提供諮詢,比如政府對行業控制、政府的出口政策等等。
Watney’s 釀酒廠品牌設計
儘管 DRU 建立之初設想龐大,極具野心,甚至想要成為某種政府政策智庫,但由於創始人的設計和文化背景,DRU 對英國最為深遠的影響體現在品牌設計領域。其中的代表性作品包括為 Watney’s 釀酒廠重塑企業形象,以及為英國鐵路設計的識別系統。
二戰中,Watney’s 所持有的酒吧在倫敦大空襲中被摧毀,戰後,Watney’s 在倫敦郊外住宅區進行擴張營業,開始擔心他們以往的品牌設計對於鄉村居民來說過於現代化。他們原來的標誌使用 Gill Sans 字體,給人一種冷冰冰而且不快樂的感覺,因此 Watney’s 委託 DRU 為其分布全英各地的酒吧設計一個統一的外觀。
在接到設計項目後,設計師們走訪英國各地,觀察不同區域的建築特點以及整體環境。他們挑選了幾處不同的城鎮、鄉村房屋進行調研,基於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方案。這些方案試圖重新創造一種舒適和友好的氛圍——這種氛圍在兩次戰爭中被消磨殆盡,僅留下刻板而又冷冰冰的公共房屋建築、家居設計以及裝飾。他們的設計追求高識別度,並在建立統一的識別的同時,不會掩蓋不同房屋及其周圍環境的個性。
他們最終的設計方案保留紅色的酒桶作為公司的專用標識,並且強調公司標誌要慎重使用,而不能濫用為裝飾元素。其次,他們將公司名稱里的撇號去掉,改用全大寫字母。黑色被用作所有文字元素的標準背景色。連牆面的顏色以及木製品的拋光材料都進行了細緻的規定。
Watney’s 新的品牌識別系統共使用了五種字體,主要是因為設計師們為不同的建築樣式設計了不同排版及花飾的招牌。除了 Grotesque No.9,其他四種字體都是板襯線字體。自從十九世紀末期始,這種樣式的字體就被用於大型海報式的繪製木板上,顯得非常氣派。到了二十世紀,這種粗線條字體同樣適用,因為人們從移動的汽車或火車中也能夠清楚辨認。
DRU 最初的設計主要集中於 Watney’s 酒吧的外部設計,很快他們就開始涉及內部設計。位於薩頓以及沃森斯的兩家酒吧重新按照現代主義樣式進行翻修。室內裝修中採用了鮮艷的顏色以及圖案,並引進更多的光線——比如用掛燈取代牆面燭台,用淺色調的嵌板替代深色木頭嵌板,用斯堪的納維亞樣式的藤製以及裝上軟墊的桶式座椅取代老式的皮質座椅。1962 年 1 月,DRU 的設計師們專註於更加細緻的設計,比如牆面牌匾、菜單、啤酒泵、餐具、餐盤、餐巾紙以及桌墊等等。這些新穎的英國酒吧設計讓人們開始關注品牌形象設計這個不被看重的商業設計領域。
DRU 的新設計在當時取得了極大的關注,但是到了 1980、1990 年代,這些標準化設計卻顯得廉價又破舊,招牌上的白色和黃色淡去,變得模糊不清。更糟的是,Watney‘s 為了節約成本,採用了廉價的麥芽釀造了口味不佳的啤酒,其品牌也逐漸淪為傳統與多樣性失落的同義詞。
英國鐵路標誌設計
在一些商業項目後,DRU 終於迎來了夢寐以求的公共設計項目。1963 年,DRU 的設計師們在 Milner Gray 帶領下參與到為英國鐵路交通系統設計新形象的項目中。這是當時英國最大型、最為複雜的項目,因為設計師們要解決的是 2,000 個車站的招牌和外部建築樣式設計,為約 4,000 輛機車、23,000 節乘客車廂以及 45 艘海聯渡輪進行重新包裝,而所有這些車站、列車在視覺上從沒有統一過。在 1947 年英國將鐵路收歸國有前,英國鐵路系統並沒有統一的識別系統,往往是每個車站或是各個公司的標識製作者決定標誌的外觀、信息呈現、材料應用以及製作工序等。
DRU 的新設計用抽象的象徵元素——雙箭頭——取代原先由國家標誌(獅子和皇冠)加上一輛馬車(表達旅行的概念)組成的複雜標誌。標誌發布以後,社會中少不了反對的聲音。 Gray 認為這是一個好的標誌,原因如下:視覺上簡明清晰、容易識別;與眾不同,讓人印象深刻;抽象符號能夠表達這種服務的性質;這個設計能夠進行不同比例的縮放,能在不同場合使用。
至於為什麼 British Railway 的名字被縮短為 British Rail,則完全出於偶然,Gray 說他在探索不同的字體形式時,讓設計師們成員至少出一到兩種不同的字體形式,他對設計師們說沒有必要拼出全名。當他看到縮短的名稱時,覺得短一點的名字更好,並且能夠節省空間。在設計上對於空間以及資源最大化的考量可以追溯到 DRU 早期的理念——通過技術研究提升設計質量。同時,這種為客戶節約成本的設想也是基於一種社會責任感——提升公共領域的製造效率以及利用好設計改善公眾每日生活的體驗。
但英國鐵路形象標誌項目最創新的一點是對品牌改造的深度。第一版英國鐵路品牌形象手冊出版於 1965 年 7 月,在書中,為了進一步示範如何正確使用鐵路標誌、字體等基本設計元素,DRU 的設計師們對火車乘務員和員工制服進行再設計。隨後的幾版品牌手冊中的設計逐步包括了更多細節,包括辦公文具、火車站裡的鐘、地毯、軟墊、餐具、火柴盒。這種對細節的關注,對不同品牌元素統一的追求,對後世的企業形象設計影響至深。
為日常生活而設計
1960 到 1970 年代,DRU 代表英國設計的成就。平面設計部門主要為英國最大的商業企業 ICI 工作,而建築部門的作品則遍布英國主要的地鐵、鐵路線路規劃和站台設計,還走出英國參與了香港地鐵的相關設計。除了為英國的商業領域以及公共領域貢獻不同的設計,DRU 更為深刻的革新在於其核心理念是為社會所有階層設計,提升人們每天的生活體驗,比如公共房屋、學校、養老院以及特殊兒童學校等。
DRU 當時所處的年代,是當代藝術與大工業生產徹底地斷裂,而這些設計師則致力於將藝術和設計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他們並非宣揚設計師是藝術家,或藝術家是設計師,而是主張秉持一種現代主義的信仰,融入到文化與商業的實踐中。1970 年,在名為「設計師、手工匠人和藝術家」的講座中,Black 這樣描述設計師的角色:「是為了保證人們日常使用的物品經濟實惠又能夠提高效率;通過正規數學計算創造微小但優雅的美感;量不在多,但需要創造人類真實需要的東西。」
DRU 的設計宗旨被概括在其宣言當中:
「機器是主要的現代生產工具,因此我們的設計也無可避免要適應大規模生產的特點。但與此同時,我們希望讓大規模生產的產品擺脫醜陋或缺乏美感的設計——儘管長久以來這是大規模生產產品的基本形態。我們並不認為藝術與製造、美感與機器之間存在不可逾越的鴻溝,當務之急是將藝術與製造業聯繫起來,只有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向一個全新的、更有活力的文明演進。」
參考和繼續閱讀
- Michelle Cotton, Design Research Unit 1942–72, Koenig Book, 30 April 2012.
- John L. Walters, “All the flat boys,” Eye, Winter 2012.
- “From bombs to brands,” Eye, Autumn 2010.
- Eliza Williams, “Design Research Unit 1942–72,” Creative Review, 15 October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