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漫遊指南——上海「印」跡

①

歡迎來到上海曾經的文化街區域。上海作為中國近代工業文明的搖籃和重鎮，中文印刷業、出版業、報業、鑄字業，乃至革命，皆起源於此，並由此推動了近代中國文化走向新頁。我將帶領大家，在這片歷史街區中兜兜轉轉，邊走邊看，用腳步丈量曾經的老閘區、文化街、報館街、英租界、麥家圈的城市尺度，講述歷史掌故，搜尋歷史坐標中遺漏的蛛絲馬跡。

自1916年起，上海福州路地區開始被稱為文化街。「文化」這一現代術語所包含的意義，體現在本章所描述的出版商矛盾的自身認同中。1911 年辛亥革命時期，儘管很多出版商已經發展為工業化企業，他們依然定位自己為文化商人。文化街上的出版商希望呈現出服務公眾、促進文化的形象，並且自認為出版事業是學術的延伸，這使得他們同時擁有了學者、商人和實業家的身份。 ——《谷騰堡在上海》

我們現在位於文化街區域最北的邊界。我們將沿着這條界限向西，走到西北角。

請拿出手上的地圖，這是一張選自《上海市行號路圖錄》的地圖。這本獨一無二的關於上海的地圖，是前清秀才林祖潛（號康侯，1875—1965）主辦的上海福利營業股份有限公司所編印，初編始於 1939 年，編撰繪圖過程近十年，上冊於 1947 年面世，下冊印於 1949 年。這本地圖成為了很多人研究民國上海城市空間、行業發展、社會百態的重要一手資料。由於其依據門牌號極盡詳細的記載方式，使得我們可以按圖索驥，比對今日的街道立面，在腦海中還原歷史中的時空格局。

請大家注意，我們正路過一家叫「三瑪璐」的飯店。我們所處的正是曾經的三馬路，飯店名稱的諧音，旁證了這一點。在《行號路圖錄》中，可以發現在這附近曾經就有一家叫「又日新」的浴室，它現在搬移到了這個位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遙想當年，來往進出的顧客，一定少不了來自附近報館、書店、印刷廠的職員。如今的這家浴室，除了沿用了那個頗具時代風氣的名字，進去體驗過的朋友告訴我，和同類的店相比，並無特色可言。擁有半個多世紀歷史的洗浴店，在上海這座城市中恐已不多見。

②

我們已經來到了曾經的「閘路」（通往閘橋之路），讓我們繼續往北走，在蘇州河上，就是曾經的老閘橋。老閘橋得名自老閘，明隆慶三年（1569 年），海瑞為治理淤塞的吳淞江，在今日福建路橋區域建起堤壩。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堤壩上建起一道三洞石閘，根據王唯銘先生的考證，「老閘」的叫法，可能由此誕生。圍繞着老閘，在蘇州河兩岸逐漸形成了老閘街。到了民國三十四年（1945 年），老閘區正式設立，東沿山西南路、漢口路、山東中路，西沿西藏中路，北沿蘇州河，南沿中正東路（今延安東路）。1956 年，黃浦區、老閘區合併為黃浦區。

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距離老閘三里之外的金家灣又建一水閘，為區別老閘，取名「新閘」，即今日的新閘路橋（新橋路）位置。我們如果乘坐上海的地鐵 1 號線，會經過一個叫「新閘路」的地鐵站，出站不遠可見烏鎮路橋，之後便是新閘橋。老閘和新閘之間以北的地區，從心理地理範疇的閘北區域，逐漸固化為行政上的閘北區，又在2015年消逝於兩區的合併之中。

③

我們向北走了大約 160 米，穿過兩個街區三條馬路，來到了曾經的大馬路——南京東路。從南京東路往南，東西向的馬路依次被稱為二馬路、三馬路……一直到六馬路。大馬路（南京路），二馬路（九江路），三馬路（漢口路），四馬路（福州路），五馬路（廣東路），六馬路（北海路）。這些由東向西的馬路，都屬於英租界的範疇，一頭連接外灘金融街，一頭連接着重要的娛樂場所——跑馬場。

賽馬對於英國人來說是重要的娛樂活動，至今英國每年的皇家賽馬會，出席者不僅只為觀看比賽，更是將其作為自我表現（如爭奇鬥豔的帽子）和社交的重要場合。在英國的諸多前殖民地，還保留着賽馬、馬球的傳統（如香港賽馬會、皇家西印度賽馬會等等）。

1851 年，麟瑞洋行大班霍格、韋伯等五人共同組織上海跑馬總會，在今南京東路以北、河南中路以西處，永租土地 80 畝新建花園，即上海第一跑馬場，也被稱為「老花園跑馬場」。花園的南側設有拋球場，沿花園內側則築成一條跑馬道，以供賽馬。不久以後，因為場地狹小，跑馬總會在花園南側外增築馬道一條。因為這條道路是專供賽馬使用而築，所以，就被上海居民稱之為「馬路」，意為馬走的路。城市道路，被稱之為「馬路」，正是由此開始的。

為方便會員前往賽馬場，上海租界當局修築一條與南側馬道平行的道路，從外灘直抵跑馬場。依據修建的時間順序，形成了大、二、三、四……的格局。

④

我們現在來到了老閘區東面的邊界，關於老閘區的範圍，大家可以再看看地圖。這裡同時也是上海最早的跑馬場的西南角。向西遠望，從外灘起始的最初馬道，就到此為止。

1842 年清廷與英國簽訂《南京條約》，上海被列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正式開埠。1845 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範圍為西至河南中路，東至外灘，北至北京東路，南至洋涇浜（延安東路）。1845 年，上海英租界確定西界。1846 年，英租界道路碼頭委員會修築一條「界路」，這是上海第一條近代城市道路。即今天的河南中路。

⑤

我們現在來到的是《申報》館舊址，大家可以到裡面的咖啡館坐一坐，牆壁上、菜單里，都能找到曾經《申報》的一些印記。

申報原名《申江新報》，1872 年在上海創刊，1949 年停刊。是近代中國發行時間最久、具有廣泛社會影響的報紙，前後合計經營 77 年，歷經晚清、北洋政府、國民政府三個時代。《申報》所處的山東中路從福州路到南京東路一段，便是曾經報館扎堆的望平街，上海第一份近代報紙《北華捷報》、梁啟超創辦的《時務報》、《上海新報》、《新聞報》等陸續在此創辦。辛亥革命之後更是湧現大量小報，1916 年時，望平街報館達到 51 家之多，大報小報林立其間。

從第 2 個停留點到第 5 個停留點，中間的距離約為 340 米，這段東西向的直線距離，便是文化街範圍最北面的寬度了。在沒有霧霾的好天氣里，我們可以一眼望見對面那頭所發生的一切。

⑥

第一次中英鴉片戰爭之後，1843 年上海依《南京條約》被列為五個通商口岸之一，隨後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後條款》（亦稱《虎門條約》）允准英人攜眷居住。到 1845 年 10 月 29 日，上海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劃定了租界的範圍。最初英租界的範圍，北至北京東路，西至河南路，南至延安東路（曾經的洋涇浜），東至外灘。我們現在站的位置，就是最早的英租界邊界。河南中路和我們剛才步行走過的馬路相比，在 60 年代經過改造之後，變得如此寬闊，要橫穿這條馬路，甚至必須先經過路中央的停留島，道路的寬度清晰地指向了一種邊界的存在。請特別留意一下道路兩側的建築，從風格、體量到高度，都能發現有着鮮明的差異。

在這個十字路口的西南街角，是曾經叱吒風雨的兩家重量級出版社——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這兩家數一數二的出版機構，選址的位置卻並不在文化街範圍之內，而是佔據了這樣一個街角，貼着明顯的邊界，望向外灘，猶如一對自信的觸角。

商務印書館的成立可以追溯到位於上海南市的長老會清心堂書院。11 歲時，夏瑞芳從上海附近的青浦乘船到上海與其母一起生活。那時，他的母親在范約翰家做保姆。范約翰是清心堂校長，同時也從事印刷，他認為年輕的夏瑞芳應該接受教育，並獲得一個可以謀生的職業。188 年，夏瑞芳報名參加了清心堂四年制的課程。在那裡，他與鮑氏兄弟（鮑咸恩，鮑咸昌）相遇。他們三人在清心堂半工半讀，同時學習並練習了印刷技術。

三個年輕人畢業於 1889 年。那時，他們已經有在上海美國長老會創辦的美華書館工作的經驗。 ——《鑄以代刻》

那個星期天的早晨，夏瑞芳和鮑氏兄弟暢想着創辦自己的印刷廠，也就是後來商務印書館。高鳳池是他們在清心堂的另一位朋友，他那時是美華書館的一個職員。高決定參股投資。這是一個社會各個階層都在變動的時代，上至光緒帝、翰林張元濟、狀元張謇，下至上海的廣州的買辦徐潤。這四名教會學校工讀畢業的印刷工現在覺得，新式書籍的市場已經成熟了。 ——《谷騰堡在上海》

1850 年前後，四馬路開闢外灘到河南路一段，因西面通往基督教倫敦會教堂天安堂（上海）（今山東中路），故名佈道路、教會路（Mission Road）。1864 年向西延伸，築完全路。1865 年正式命名為福州路。

好，接下來讓我們走一條小馬路，它在地圖上的名字是交通路，如今叫昭通路，它正對着麥家圈僅存的仁濟醫院，它曾經是一條求醫問葯、祈禱禮拜、運輸印刷物資的交通要道。大家對照地圖可以發現，街道和沿街門面的寬度，幾乎沒有改變，不同的只是店家經營的業務與過去不同。

⑦

我們現在來到了仁濟醫院。這裡曾經的地名是麥家圈，得名自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此建立的一系列機構。在這幢建築上有一個銘牌，記述了麥都思建立麥家圈的事迹。在上海開埠的那一年，英國倫敦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傳教士麥都思關閉了其苦心經營二十載之久，位於巴達維亞（馬尼拉）的印刷所，將房產變賣，帶上了所有印刷物資來到上海，陸續建立起佈道站、墨海書館、仁濟醫院、禮拜堂等機構。今天上海的泰興路，曾經的名字叫 Medhurst Road（麥特赫斯脫路）。

在 1845 年 12 月接到理事會的同意函前，他們已經購買兩筆相鄰的土地，第一筆為 13 畝 3 厘 1 毫，作為佈道站與印刷所，第二筆為 11 畝，建造仁濟醫館與雒頡（William Lockhart）的住宅。在當時外人購用的土地中，以位在租界邊上的兩筆地距離黃埔江邊的商業區最遠，但最接近華人，距縣城本門也只約半英里之遙，附近有兩條從上海經嘉定通往蘇州的大路。麥都思與雒頡特意選擇這樣的位置，他們的想法是佈道站坐落在靠近華人的租界邊上，有利於傳教，而且和租界環境有效區隔，但必要時又便於和租界聯繫。 ——《鑄以代刻》

墨海書館是中國首家採用西式中文金屬活字印刷術的現代印刷出版機構，於 1863 年停業，被晚來上海的美華書館收購。墨海書館培養出了一批通曉西學的中國學者，如王韜、李善蘭，他們和西方傳教士共同撰寫、翻譯了許多介紹西方政治、科學、宗教的書籍。墨海書館成立初期缺乏電力，從英國進口的滾筒印刷機以牛力拉動，卻意外造成了被圍觀、被轉播，還被編成「竹枝詞」段子的局面：「車翻墨海轉輪圓，百種奇編宇內傳。忙煞老牛渾未解，不耕禾隴耕書田。」

生產能力驚人，才半年間墨海書館即印了 5 萬 5200 部、338 萬 3700頁，遠超過初期各年的產量，這部滾筒印刷機的意義，不僅是墨海書館增加了一種生產力強大的新技術，事實也將墨海書館的經營以及對中國人心理上的衝擊和影響力，帶上了一個新的時代。 ——《鑄以代刻》

⑧

1842 年，美國長老會傳教士柯爾（Richard Cole）到達澳門，建立華英校書房；1845 年遷至寧波，改名華花聖經書房；1860 年搬遷至上海北京路 18 號，改名美華書館。第五任主管威廉·姜別利（William Gamble）引入當時美國的「黑科技」——電鍍技術，就此克服了製作中文字模的難關。美華書館利用電鍍法「山寨」了英國同行的金屬活字，又電鍍翻轉木活字，大量生產出廉價耐用的中文金屬活字，迅速佔領市場，擠垮了墨海書館等早期競爭對手，同時也播下了中國民族印刷業的種子。美華書館最終被商務印書館收購。谷騰堡的發明得到徹底中國化，並迅速在市場上輕鬆壓倒了傳統的雕版印刷術，為中國近代文明的大眾傳播之路開啟了大門。

1870 年，姜別利受邀來到日本長崎，將美華字與電鍍技術傳授給本木昌造。三年後，本木昌造弟子平野富二來到東京，建立築地活版製造所，開創日本近代活字歷史。姜別利從上海帶去的美華字，成為日本明朝體（中文稱為宋體字）的基礎，並在民國時期反哺上海的出版印刷業。

在仁濟醫院隔壁的這個小區口，我們可以看到有這樣一個奇怪的，又像是雕塑又像是紀念碑的東西，上面寫了讓人摸不着頭腦的四句話：「讀書求知，讀書明理，讀書成才，讀書奉獻。」仔細想來，最後一句也許暗指了跟宗教的關係。

這讓我想到了一個類似的東西。我在 2016 年策划了東京字體之旅。在一個晚霞遮天的傍晚，經過努力搜尋，我們找到了位於築地三丁目一處毫不起眼的紀念碑。這塊「活字發祥之碑」上面，記載了關於平野富二開創日本活字的傳奇。而在我們眼前這個並不直言的東西，或許也在告訴我們一些關於墨海書館的線索，讓我們來穿穿弄堂，走進去看一看。

⑨

我們已經來到了文化街最南的邊界。大家還記得最北面的邊界，在三馬路（漢口路）。我們所在的廣東路，是曾經的五馬路，從地圖上看，五馬路是最後一條貫穿東西的「馬路」。再往南的六馬路，僅剩很小的一段路。從漢口路到這裡，大約 330 米，也就是步行 5 分鐘的時間，我們可以體會一下文化街區域在空間上的緊湊。

我們等下再穿回去。

⑩

穿過了有些神奇的「江蘇旅社」，走過了疑似曾經是墨海書館的歷史異次元空間，我們重新來到了文化街的核心地帶——福州路。從這裡我們要向西走一些路。請大家對照《上海市行號路圖錄》的地圖，一個一個門牌號地數過去，看看曾經的福州路上都有些什麼。

到 20 世紀 20 年代，福州路地區作為「文化街」的地位已經為人們所公認。而達到文化和商業上的現代性……則是三大出版公司和大東書局出現以後的事情。用他的話說：「如果那時候以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為上海第一號書業，那麼，世界書局與大東書局便是上海第二號書業了。」 ——《谷騰堡在上海》

1865 年，工部局正式把四馬路定名為「福州路」。肇始於麥都思建立墨海書館，上海近百家出版機構以及文化用品商店逐漸匯聚到了這條路的南路（今河南中路）到福建路（今福建中路）約 200 米的路段上。1935 年上海市教育局編寫的《上海市書店調查》記載，當時上海共有書店261家，多數書店兼顧發行、經售各類新書等業務，經營的書籍包括經史子集、醫藥衛生、文藝小說、圖畫、西文等圖書。抗戰前上海出版的圖書品種，佔到了全國 90% 以上。

⑪

19世紀末期，西方傳教士受限於無法公開傳教，他們最為倚重的傳播手段，就是印刷。印刷不單是思想、知識的種子，在印刷廠里、文化街後，也隱藏着革命的火種。

正如費夫賀和馬爾坦指出的那樣，歐洲的印刷廠不僅是世界一流的資本主義企業，而且也產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階級。這意味着，歐洲的印刷工人可能是最早組織起來反抗僱主的力量之一。如同工人運動在早期歐洲印刷業比其他行業更盛行一樣，谷騰堡革命還為中國或多或少帶來了工人階層有組織的激進主義。…… 1923 年7月，上海的 42 位共產黨員在一起開會。商務印書館有 13 名代表參加，是 4 個黨小組中最大的。……被湖南通緝的毛澤東已被選為中共中央委員，同時他本身具有組織印刷工人的豐富經驗。 ——《谷騰堡在上海》

福州路 614 弄內的這面牆，是一處濃縮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上面記載了這片區域內二、三十年代中共六大，周恩來、鄧小平、陳雲、李立三、李維漢、任弼時、李富春、陳毅等活動的史跡。

⑫

我們現在走在浙江中路上。一路向北，步行不到 10 分鐘，我們就能看到蘇州河，以及橫跨其上的浙江路橋。浙江路橋是蘇州河上，繼外白渡橋之後第二座鋼結構橋（1906 年），最近剛剛翻修過。最初設計的橋，下部結構為「木樁基礎重力式橋台」，橋面上鋪設電車軌道，英商5路無軌電車與6路有軌電車往來其上，直達第二個跑馬場。到了民國十三年（1924 年），橋面上的單軌改為雙軌，原先的木板橋面也在這一年改為水泥混凝土橋面。

浙江路橋串聯起蘇州河兩岸的老閘區（租界）和老閘街（閘北地區、華界），強大的運輸往來能力、處於兩座閘橋間的獨特位置，造就了民國時期貫穿其南北極為密集的鑄字業分布。浙江路上鑄字忙，福州路上圖書旺、漢口路上報社扎堆，用現在的話說，就是產業鏈集聚。

1915 年，從學徒工做起的喬雨亭，與楊孟秋、徐之珍合夥成立了華豐印刷鑄字所有限公司，地址為福州路平和里，發售鉛字、承接零星印件。經過三十多年的經營，華豐印刷鑄字所已然成為了上海最大的鑄字企業。根據 1935 年《各種中文鉛字樣本》中自述，鼎盛時期的華豐設有七大部門：承印部、鑄字部、銅模製造部、照相製版部、機器製造部、五彩油墨部、信封卡片部。此外還另設有印刷廠和造紙廠。1956 年，以華豐為中心廠，陸續合併 28 家小廠，成立公私合營華豐印刷鑄字所。1967 年更名為上海字模一廠，為當時華東地區最大鑄字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