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漫游指南——上海「印」迹

①

欢迎来到上海曾经的文化街区域。上海作为中国近代工业文明的摇篮和重镇，中文印刷业、出版业、报业、铸字业，乃至革命，皆起源于此，并由此推动了近代中国文化走向新页。我将带领大家，在这片历史街区中兜兜转转，边走边看，用脚步丈量曾经的老闸区、文化街、报馆街、英租界、麦家圈的城市尺度，讲述历史掌故，搜寻历史坐标中遗漏的蛛丝马迹。

自1916年起，上海福州路地区开始被称为文化街。「文化」这一现代术语所包含的意义，体现在本章所描述的出版商矛盾的自身认同中。1911 年辛亥革命时期，尽管很多出版商已经发展为工业化企业，他们依然定位自己为文化商人。文化街上的出版商希望呈现出服务公众、促进文化的形象，并且自认为出版事业是学术的延伸，这使得他们同时拥有了学者、商人和实业家的身份。 ——《谷腾堡在上海》

我们现在位于文化街区域最北的边界。我们将沿着这条界限向西，走到西北角。

请拿出手上的地图，这是一张选自《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的地图。这本独一无二的关于上海的地图，是前清秀才林祖潜（号康侯，1875—1965）主办的上海福利营业股份有限公司所编印，初编始于 1939 年，编撰绘图过程近十年，上册于 1947 年面世，下册印于 1949 年。这本地图成为了很多人研究民国上海城市空间、行业发展、社会百态的重要一手资料。由于其依据门牌号极尽详细的记载方式，使得我们可以按图索骥，比对今日的街道立面，在脑海中还原历史中的时空格局。

请大家注意，我们正路过一家叫「三玛璐」的饭店。我们所处的正是曾经的三马路，饭店名称的谐音，旁证了这一点。在《行号路图录》中，可以发现在这附近曾经就有一家叫「又日新」的浴室，它现在搬移到了这个位置。「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遥想当年，来往进出的顾客，一定少不了来自附近报馆、书店、印刷厂的职员。如今的这家浴室，除了沿用了那个颇具时代风气的名字，进去体验过的朋友告诉我，和同类的店相比，并无特色可言。拥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洗浴店，在上海这座城市中恐已不多见。

②

我们已经来到了曾经的「闸路」（通往闸桥之路），让我们继续往北走，在苏州河上，就是曾经的老闸桥。老闸桥得名自老闸，明隆庆三年（1569 年），海瑞为治理淤塞的吴淞江，在今日福建路桥区域建起堤坝。清康熙十一年（1672 年），堤坝上建起一道三洞石闸，根据王唯铭先生的考证，「老闸」的叫法，可能由此诞生。围绕着老闸，在苏州河两岸逐渐形成了老闸街。到了民国三十四年（1945 年），老闸区正式设立，东沿山西南路、汉口路、山东中路，西沿西藏中路，北沿苏州河，南沿中正东路（今延安东路）。1956 年，黄浦区、老闸区合并为黄浦区。

清雍正十三年（1735 年），距离老闸三里之外的金家湾又建一水闸，为区别老闸，取名「新闸」，即今日的新闸路桥（新桥路）位置。我们如果乘坐上海的地铁 1 号线，会经过一个叫「新闸路」的地铁站，出站不远可见乌镇路桥，之后便是新闸桥。老闸和新闸之间以北的地区，从心理地理范畴的闸北区域，逐渐固化为行政上的闸北区，又在2015年消逝于两区的合并之中。

③

我们向北走了大约 160 米，穿过两个街区三条马路，来到了曾经的大马路——南京东路。从南京东路往南，东西向的马路依次被称为二马路、三马路……一直到六马路。大马路（南京路），二马路（九江路），三马路（汉口路），四马路（福州路），五马路（广东路），六马路（北海路）。这些由东向西的马路，都属于英租界的范畴，一头连接外滩金融街，一头连接着重要的娱乐场所——跑马场。

赛马对于英国人来说是重要的娱乐活动，至今英国每年的皇家赛马会，出席者不仅只为观看比赛，更是将其作为自我表现（如争奇斗艳的帽子）和社交的重要场合。在英国的诸多前殖民地，还保留着赛马、马球的传统（如香港赛马会、皇家西印度赛马会等等）。

1851 年，麟瑞洋行大班霍格、韦伯等五人共同组织上海跑马总会，在今南京东路以北、河南中路以西处，永租土地 80 亩新建花园，即上海第一跑马场，也被称为「老花园跑马场」。花园的南侧设有抛球场，沿花园内侧则筑成一条跑马道，以供赛马。不久以后，因为场地狭小，跑马总会在花园南侧外增筑马道一条。因为这条道路是专供赛马使用而筑，所以，就被上海居民称之为「马路」，意为马走的路。城市道路，被称之为「马路」，正是由此开始的。

为方便会员前往赛马场，上海租界当局修筑一条与南侧马道平行的道路，从外滩直抵跑马场。依据修建的时间顺序，形成了大、二、三、四……的格局。

④

我们现在来到了老闸区东面的边界，关于老闸区的范围，大家可以再看看地图。这里同时也是上海最早的跑马场的西南角。向西远望，从外滩起始的最初马道，就到此为止。

1842 年清廷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上海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1843 年 11 月 17 日，上海正式开埠。1845 年，英租界率先在上海建立，范围为西至河南中路，东至外滩，北至北京东路，南至洋泾浜（延安东路）。1845 年，上海英租界确定西界。1846 年，英租界道路码头委员会修筑一条「界路」，这是上海第一条近代城市道路。即今天的河南中路。

⑤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申报》馆旧址，大家可以到里面的咖啡馆坐一坐，墙壁上、菜单里，都能找到曾经《申报》的一些印记。

申报原名《申江新报》，1872 年在上海创刊，1949 年停刊。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报纸，前后合计经营 77 年，历经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三个时代。《申报》所处的山东中路从福州路到南京东路一段，便是曾经报馆扎堆的望平街，上海第一份近代报纸《北华捷报》、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上海新报》、《新闻报》等陆续在此创办。辛亥革命之后更是涌现大量小报，1916 年时，望平街报馆达到 51 家之多，大报小报林立其间。

从第 2 个停留点到第 5 个停留点，中间的距离约为 340 米，这段东西向的直线距离，便是文化街范围最北面的宽度了。在没有雾霾的好天气里，我们可以一眼望见对面那头所发生的一切。

⑥

第一次中英鸦片战争之后，1843 年上海依《南京条约》被列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随后的《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亦称《虎门条约》）允准英人携眷居住。到 1845 年 10 月 29 日，上海公布了第一次《土地章程》，划定了租界的范围。最初英租界的范围，北至北京东路，西至河南路，南至延安东路（曾经的洋泾浜），东至外滩。我们现在站的位置，就是最早的英租界边界。河南中路和我们刚才步行走过的马路相比，在 60 年代经过改造之后，变得如此宽阔，要横穿这条马路，甚至必须先经过路中央的停留岛，道路的宽度清晰地指向了一种边界的存在。请特别留意一下道路两侧的建筑，从风格、体量到高度，都能发现有着鲜明的差异。

在这个十字路口的西南街角，是曾经叱咤风雨的两家重量级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这两家数一数二的出版机构，选址的位置却并不在文化街范围之内，而是占据了这样一个街角，贴着明显的边界，望向外滩，犹如一对自信的触角。

商务印书馆的成立可以追溯到位于上海南市的长老会清心堂书院。11 岁时，夏瑞芳从上海附近的青浦乘船到上海与其母一起生活。那时，他的母亲在范约翰家做保姆。范约翰是清心堂校长，同时也从事印刷，他认为年轻的夏瑞芳应该接受教育，并获得一个可以谋生的职业。188 年，夏瑞芳报名参加了清心堂四年制的课程。在那里，他与鲍氏兄弟（鲍咸恩，鲍咸昌）相遇。他们三人在清心堂半工半读，同时学习并练习了印刷技术。

三个年轻人毕业于 1889 年。那时，他们已经有在上海美国长老会创办的美华书馆工作的经验。 ——《铸以代刻》

那个星期天的早晨，夏瑞芳和鲍氏兄弟畅想着创办自己的印刷厂，也就是后来商务印书馆。高凤池是他们在清心堂的另一位朋友，他那时是美华书馆的一个职员。高决定参股投资。这是一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变动的时代，上至光绪帝、翰林张元济、状元张謇，下至上海的广州的买办徐润。这四名教会学校工读毕业的印刷工现在觉得，新式书籍的市场已经成熟了。 ——《谷腾堡在上海》

1850 年前后，四马路开辟外滩到河南路一段，因西面通往基督教伦敦会教堂天安堂（上海）（今山东中路），故名布道路、教会路（Mission Road）。1864 年向西延伸，筑完全路。1865 年正式命名为福州路。

好，接下来让我们走一条小马路，它在地图上的名字是交通路，如今叫昭通路，它正对着麦家圈仅存的仁济医院，它曾经是一条求医问药、祈祷礼拜、运输印刷物资的交通要道。大家对照地图可以发现，街道和沿街门面的宽度，几乎没有改变，不同的只是店家经营的业务与过去不同。

⑦

我们现在来到了仁济医院。这里曾经的地名是麦家圈，得名自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在此建立的一系列机构。在这幢建筑上有一个铭牌，记述了麦都思建立麦家圈的事迹。在上海开埠的那一年，英国伦敦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的传教士麦都思关闭了其苦心经营二十载之久，位于巴达维亚（马尼拉）的印刷所，将房产变卖，带上了所有印刷物资来到上海，陆续建立起布道站、墨海书馆、仁济医院、礼拜堂等机构。今天上海的泰兴路，曾经的名字叫 Medhurst Road（麦特赫斯脱路）。

在 1845 年 12 月接到理事会的同意函前，他们已经购买两笔相邻的土地，第一笔为 13 亩 3 厘 1 毫，作为布道站与印刷所，第二笔为 11 亩，建造仁济医馆与雒颉（William Lockhart）的住宅。在当时外人购用的土地中，以位在租界边上的两笔地距离黄埔江边的商业区最远，但最接近华人，距县城本门也只约半英里之遥，附近有两条从上海经嘉定通往苏州的大路。麦都思与雒颉特意选择这样的位置，他们的想法是布道站坐落在靠近华人的租界边上，有利于传教，而且和租界环境有效区隔，但必要时又便于和租界联系。 ——《铸以代刻》

墨海书馆是中国首家采用西式中文金属活字印刷术的现代印刷出版机构，于 1863 年停业，被晚来上海的美华书馆收购。墨海书馆培养出了一批通晓西学的中国学者，如王韬、李善兰，他们和西方传教士共同撰写、翻译了许多介绍西方政治、科学、宗教的书籍。墨海书馆成立初期缺乏电力，从英国进口的滚筒印刷机以牛力拉动，却意外造成了被围观、被转播，还被编成「竹枝词」段子的局面：「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

生产能力惊人，才半年间墨海书馆即印了 5 万 5200 部、338 万 3700页，远超过初期各年的产量，这部滚筒印刷机的意义，不仅是墨海书馆增加了一种生产力强大的新技术，事实也将墨海书馆的经营以及对中国人心理上的冲击和影响力，带上了一个新的时代。 ——《铸以代刻》

⑧

1842 年，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柯尔（Richard Cole）到达澳门，建立华英校书房；1845 年迁至宁波，改名华花圣经书房；1860 年搬迁至上海北京路 18 号，改名美华书馆。第五任主管威廉·姜别利（William Gamble）引入当时美国的「黑科技」——电镀技术，就此克服了制作中文字模的难关。美华书馆利用电镀法「山寨」了英国同行的金属活字，又电镀翻转木活字，大量生产出廉价耐用的中文金属活字，迅速占领市场，挤垮了墨海书馆等早期竞争对手，同时也播下了中国民族印刷业的种子。美华书馆最终被商务印书馆收购。谷腾堡的发明得到彻底中国化，并迅速在市场上轻松压倒了传统的雕版印刷术，为中国近代文明的大众传播之路开启了大门。

1870 年，姜别利受邀来到日本长崎，将美华字与电镀技术传授给本木昌造。三年后，本木昌造弟子平野富二来到东京，建立筑地活版制造所，开创日本近代活字历史。姜别利从上海带去的美华字，成为日本明朝体（中文称为宋体字）的基础，并在民国时期反哺上海的出版印刷业。

在仁济医院隔壁的这个小区口，我们可以看到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又像是雕塑又像是纪念碑的东西，上面写了让人摸不着头脑的四句话：「读书求知，读书明理，读书成才，读书奉献。」仔细想来，最后一句也许暗指了跟宗教的关系。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类似的东西。我在 2016 年策划了东京字体之旅。在一个晚霞遮天的傍晚，经过努力搜寻，我们找到了位于筑地三丁目一处毫不起眼的纪念碑。这块「活字发祥之碑」上面，记载了关于平野富二开创日本活字的传奇。而在我们眼前这个并不直言的东西，或许也在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墨海书馆的线索，让我们来穿穿弄堂，走进去看一看。

⑨

我们已经来到了文化街最南的边界。大家还记得最北面的边界，在三马路（汉口路）。我们所在的广东路，是曾经的五马路，从地图上看，五马路是最后一条贯穿东西的「马路」。再往南的六马路，仅剩很小的一段路。从汉口路到这里，大约 330 米，也就是步行 5 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体会一下文化街区域在空间上的紧凑。

我们等下再穿回去。

⑩

穿过了有些神奇的「江苏旅社」，走过了疑似曾经是墨海书馆的历史异次元空间，我们重新来到了文化街的核心地带——福州路。从这里我们要向西走一些路。请大家对照《上海市行号路图录》的地图，一个一个门牌号地数过去，看看曾经的福州路上都有些什么。

到 20 世纪 20 年代，福州路地区作为「文化街」的地位已经为人们所公认。而达到文化和商业上的现代性……则是三大出版公司和大东书局出现以后的事情。用他的话说：「如果那时候以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为上海第一号书业，那么，世界书局与大东书局便是上海第二号书业了。」 ——《谷腾堡在上海》

1865 年，工部局正式把四马路定名为「福州路」。肇始于麦都思建立墨海书馆，上海近百家出版机构以及文化用品商店逐渐汇聚到了这条路的南路（今河南中路）到福建路（今福建中路）约 200 米的路段上。1935 年上海市教育局编写的《上海市书店调查》记载，当时上海共有书店261家，多数书店兼顾发行、经售各类新书等业务，经营的书籍包括经史子集、医药卫生、文艺小说、图画、西文等图书。抗战前上海出版的图书品种，占到了全国 90% 以上。

⑪

19世纪末期，西方传教士受限于无法公开传教，他们最为倚重的传播手段，就是印刷。印刷不单是思想、知识的种子，在印刷厂里、文化街后，也隐藏着革命的火种。

正如费夫贺和马尔坦指出的那样，欧洲的印刷厂不仅是世界一流的资本主义企业，而且也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工人阶级。这意味着，欧洲的印刷工人可能是最早组织起来反抗雇主的力量之一。如同工人运动在早期欧洲印刷业比其他行业更盛行一样，谷腾堡革命还为中国或多或少带来了工人阶层有组织的激进主义。…… 1923 年7月，上海的 42 位共产党员在一起开会。商务印书馆有 13 名代表参加，是 4 个党小组中最大的。……被湖南通缉的毛泽东已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同时他本身具有组织印刷工人的丰富经验。 ——《谷腾堡在上海》

福州路 614 弄内的这面墙，是一处浓缩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面记载了这片区域内二、三十年代中共六大，周恩来、邓小平、陈云、李立三、李维汉、任弼时、李富春、陈毅等活动的史迹。

⑫

我们现在走在浙江中路上。一路向北，步行不到 10 分钟，我们就能看到苏州河，以及横跨其上的浙江路桥。浙江路桥是苏州河上，继外白渡桥之后第二座钢结构桥（1906 年），最近刚刚翻修过。最初设计的桥，下部结构为「木桩基础重力式桥台」，桥面上铺设电车轨道，英商5路无轨电车与6路有轨电车往来其上，直达第二个跑马场。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 年），桥面上的单轨改为双轨，原先的木板桥面也在这一年改为水泥混凝土桥面。

浙江路桥串联起苏州河两岸的老闸区（租界）和老闸街（闸北地区、华界），强大的运输往来能力、处于两座闸桥间的独特位置，造就了民国时期贯穿其南北极为密集的铸字业分布。浙江路上铸字忙，福州路上图书旺、汉口路上报社扎堆，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产业链集聚。

1915 年，从学徒工做起的乔雨亭，与杨孟秋、徐之珍合伙成立了华丰印刷铸字所有限公司，地址为福州路平和里，发售铅字、承接零星印件。经过三十多年的经营，华丰印刷铸字所已然成为了上海最大的铸字企业。根据 1935 年《各种中文铅字样本》中自述，鼎盛时期的华丰设有七大部门：承印部、铸字部、铜模制造部、照相制版部、机器制造部、五彩油墨部、信封卡片部。此外还另设有印刷厂和造纸厂。1956 年，以华丰为中心厂，陆续合并 28 家小厂，成立公私合营华丰印刷铸字所。1967 年更名为上海字模一厂，为当时华东地区最大铸字工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