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的一場字體著作權糾紛

關於字體版權的問題，一直困擾着字體設計界。版權的無法正常保護也是當今中文字體設計發展嚴重滯後的一大原因。前幾日翻閱資料，偶然發現發生在民國時期的一樁關於字體著作權的官司。1932年《司法行政公報》上記錄了這樁官司的判決書，上告人是中華書局，被上告人是文嵐簃。訴訟原因是中華書局認為文嵐簃侵害了其字體的著作權。

中華書局與聚珍仿宋（仿宋歐體）

1911年丁善之將其父（丁立誠）的歷年所作匯為《小槐簃吟稿》，計劃印刷出版，而因「尋常鉛字庸俗而無古致」，與其兄丁輔之商擬創製聚珍仿宋字模後刊行。1915年丁善之在上海創製聚珍仿宋體，1917年開始印書，同年6月丁善之病逝，丁輔之繼之，並由丁機平、丁階平輔助，至1920年聚珍仿宋方體、長體字模兩種完成，並在內務部註冊備案，執照上記錄的名為「仿宋歐體」。同年丁輔之創辦聚珍仿宋印書局並自任經理，出版印刷了多種書籍，後於1921年轉於中華書局，並成立聚珍仿宋部，出版印刷了《四部備要》、《二十四史》等系列書籍。

文嵐簃與仿古宋體（仿古六朝宋體）

1909年，英子敬在北京前門外櫻桃斜街成立了「文嵐簃」，開始只是一個刻印名片的刻字鋪，是北京首家刻印名片的店鋪。後來英子敬在日本學會了使用小型印名片手搬機、木盒子排版和壓制橡皮章製作法，遂帶回機器和工具，將刻字館改為「印字館」，1926年前後，已經發展為中型印字館，承印各種書籍，並且製造字模鉛字。當時報刊上稱該處刻制的鉛字「頗稱精妙，實為全國所無」，這種字體是英子敬仿照古代字體手刻而成的，也已註冊備案，執照上名為「仿古六朝宋體」，字形和聚珍仿宋相似，都是仿宋體。

兩家的字體著作權糾紛案

因為文嵐簃的「仿古宋體」與「聚珍仿宋體」的字形相似，1930年中華書局將文嵐簃告上法庭，認為其侵犯了其字體的著作權。經一審判決，中華書局勝訴，但文嵐簃不服判決，又提出了上訴。英子敬聘請了經常在文嵐簃印製名片和書籍的著名律師江庸為其辯護，江庸了解情況之後，便答應了下來。他在辯護時稱兩種字體都是仿效古代文字刻制而成，各有特點，都擁有獨立的著作權。同時經審理法官同意，英子敬當堂刻出不同字體十餘枚。並且雙方各自印成《歸去來兮辭》一篇，進行比對。請北京大學教授、金石學家馮汝玠進行鑒定，鑒定書稱「兩造均以己意寫刻，自定名稱，其字體筆畫不同之點不勝枚舉，從其形式一部分論，上訴人（即文嵐簃）之字體結構疏散，用筆活潑；被上訴人（即中華書局）之字體結構緊湊，用筆樸拙」。最後認定兩種字體存在一定的差別，不構成侵權，改判文嵐簃勝訴。江庸並且駁斥中華書局的「專利」實為「壟斷」，事後並上書國務院，有關古人遺留文化，不能有專利權，要求修改專利註冊條例。

幾點感想

1．對字體版權的重視。當年的字體設計機構對字體版權十分重視，在製作完成後便申請專利，進行備案。遇到懷疑有侵權者即使用法律武器進行維權、打官司。雖然這場官司中華書局敗訴，但也體現了其對著作權的重視，並儘力進行了維護。

2．對字體版權糾紛的處理方法。在這場糾紛案中，可以看到有當時特別有名的大律師和學者介入，對著作權的維護辯解，字樣的鑒定都是極為認真的，並且有專業和法定的程序。

3．今天重新對比聚珍仿宋和仿古宋體這兩種字體，的確存在明顯的差異，但客觀的說，聚珍仿宋體其實是真正意義上的第一款「仿宋體」，他雖然是仿照宋代雕版字體而來，但是進行了重新設計，是一種「新」字體。雖然文嵐簃的「仿古宋體」也是仿照古代文字而設計的，但是不得不說他受到了聚珍仿宋體的影響，並且與聚珍仿宋也有很大的相似之處，不然中華書局也不會平白無辜將他告上法庭，當然，文嵐簃的仿宋體並不是直接抄襲聚珍仿宋，而是學習同樣的「仿古」之法設計了的另外一種仿宋體。

4．江庸先生提到對古代遺留文化不應有專利，我想關於這一點應該從兩方面理解，一是對待古代遺留文化都有繼承和發揚的權利，二是在這個過程中，不同機構或個人有付出不同的努力，所重新做出的新成果還應需要區分和進行保護。

5．這一場官司雖然最後中華書局沒有勝訴，也沒有像江庸先生所說的「壟斷」仿宋體的設計，但或許正是受了這場官司的影響，後來出現的其他幾種仿宋體，風格各異，估計在設計的過程中有意區別於已有的字體，確保字體的原創性。（參見仿宋體之發展）

6．這次版權糾紛是發生在兩個字體設計機構之間的，而如今字體版權問題多是字體設計機構和用戶之間的。因為在鉛字時代，用戶使用鉛字是無論如何都要購買一套鉛字的，如今的「電腦時代」在網絡上就很輕鬆的可以下載到一款字體，相對於「鉛字時代」也正是這種太過於方便的獲取渠道，使得字體版權的維護更為艱難。

回顧這段歷史，尤其是他們對待字體版權的認真態度和處理方法，希望對現在的字體設計行業和設計師有所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