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木板印刷到機械時代：

以下節選自原書「序」部分，2014 年 11 月 11 日更新。

1949 年 3 月，當毛澤東從他住過十個月的疏遠村莊向北京出發時，隨身攜帶了 4 份文檔。包含了：《史記》（著於公元前 100 年）和《資治通鑒》（著於公元 1050 年），兩部不斷被歷代皇帝、政治家、雄心的侵略者所研習的著作，及兩部現代漢語辭典，《辭源》（首印於 1915 年，商務印書館發行）和《辭海》（於 1936—37 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如果稱前兩者是中國長遠印刷文化上不斷再版著作中的必備部頭的話，後兩者則標誌着兩家工業化後的出版社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結合著其他以上海為基準富有創新意識的印刷和出版同行的智慧，這兩家出版社梳理並標準化了現代漢語及它的相關思想。毛和其他同仁，在過程中都不約而同的使用了由約翰·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延展出的西方出版及印刷技術。

曾經組織過印刷工人工會的毛明白，如果不了解古騰堡於 15 世紀發明的複雜且革命性的技術，現代印刷與出版將是一場空談。古騰堡革命的根本之處，在於流程化的操作方式，而金屬活字和印刷機的使用實現了文字複製及規範了印刷工藝。這種新的技術極大影響並促進了其他臨近國家的印刷技術。同時，古騰堡也革命了社會和商業的關係。世界上第一個有着明顯階級色彩的資本主義企業——印刷廠，也在隨後誕生。

在毛執政期間，中國，像其他許多國家一樣，仍然嘗試着掌握古騰堡技術。但與他們不同的是，中國與古騰堡革命影響下的西方文明與物質文化的複雜關係依然鮮為人知。一些學術研究指出中國現代文化界傾向於關注 1860 年後西方的教會學院，使 1895—1949 間的中國改革了其教育系統，又或者是其影響了 1895 年後的中國政治理念。但很少有人研究物質文化，特別是信息傳播技術——它就算不是全部，也很深地推動了文明的變革。以上海為主的印刷和出版業欲助 20 世紀的中國取得富強的國際地位而向新的受眾傳播文字，觀點及思想。而這正式本書的側重點所在——幫助人們認識這段被忽略的歷史。

廣義而言，這本書着重於 1876—1937 年裡，上海社會物質與精神文化間的相互影響。這也是更多中國人投資並使用資本密集型的西方印刷技術的年份。以上海為中心，現代印刷的實際功能性對全國影響頗廣。從物質到精神文化，從印廠到出版社，以及從出版社到政府實際行動的連鎖發生，為本書提供了撰寫的架構。印刷與出版一起，形成了以知識為導向、融合了傳統中國文學底蘊的現代機械工業的微觀經濟，同時也促進改善了企業的經營方式，行業交流協會及對專利的保護。從傳統木版印刷到西式機械印刷的演化，是傳統中國印刷與商業活動向現代中國印刷資本主義轉變中重要的部分。

從木板印刷到機械時代：
印刷文化、印刷商業及印刷資本主義

近年來，印刷文化、印刷商業及印刷資本主義——這三個概念極大地影響了史學家如何去了解精神和社會語境下的國家發展。其中，印刷文化是最容易理解的。在此研究領域中，極具地位的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指出，「印刷文化」這個概念深深植根於歐洲史學活動，用來理解古騰堡革命影響早期現代歐洲社會。反觀中國，研究印刷文化一般要追溯到比古騰堡誕生早了近八個世紀的木板印刷和它的影響。木版印刷出現於唐朝（618—907）的早期，經過了宋代（960—1279）、元代（1279—1368）、明代（1368—1644）的發展，於清代（1644—1912）到達高峰。無論廣義上的意思，還是 Chartier 相對狹義的解釋——「因新形式的文字或圖片製作，誕生出一系列的新手法」——印刷文化的編年史都改變了中國社會及文化史學家對國家精神文化的看法。

西方對中國前現代的印刷文化，主要着眼於研究官方非商業的部分，以及分析私人商業出版的景象，另外這兩個領域的關係也是人們討論的熱點。官方非商業的出版物高度支持了帝國理念的正統性。眾所周知，朱熹（1130—1200）對經典彙編成《四書》及評註。這些經典到了元代和清代，成為科舉考試的核心課程——直到 1904—05 年才被廢除。這種以才幹賢能選取的制度，使清代的中國更廣地促進了印刷與出版系統，領先於歐洲貴族體系下古騰堡時代。在一份出版總量統計中（其實低估了實際書本流通的狀況），錢存訓發現「有 253,435 份文檔被記錄於從漢代（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至 1930 年代的歷代書目和其他文獻中。當中 126,649 份印製於清朝。」而這些出版物主要面向在科舉中成功並獲取機會治理國家的識字群體。

晚期帝制中國，印刷讀物的全國受眾很廣，並不局限於科舉類讀物。有一種觀點認為，在 18、19 世紀的中國，男性中 30%—45% 的人和女性中 10% 的人識字。據此觀之，19 世紀中國 4.5 億人口中，或許半數的人都可相對順暢地閱讀。也有些人認為在晚清的中國城市人口中，平均識字率為 20%–25% 之間，即存在着 9 千萬人到 1.1 億人的閱讀群體。他們之中，個別是官員，但大部分也都對科舉課本、課本裡面重農輕商的思想、以及其他讀物有所熟悉。

在北京和地方，朝廷製作着成千上萬份精緻的百科全書、經典、歷史、文學及學術書籍等宮廷出版物。與此同時，那些類似「非盈利」的文獻出版機構和學者也都相徑效仿。橫跨清朝這段時間中，私人藏書家們共建立了多於 750 間書院。獨立學習、書籍收藏、公益印刷及出版也在那時被認為中國精英階層的生活內容。契合這種將出版視為文人學士的公德追求的普遍觀念，他們紛紛製作書籍，既出於對學識的熱愛、對過往傳統的敬意，也藉此獲得他人的尊重。孫從添（1680—1759）在他所著的《藏書紀要》中對此有所感言，「書是世間中最珍貴的寶藏。在書籍中我們學會了甄別人性中的好與壞，人情世故的強與弱。在我們的世界裡，只有博覽群書的人才能『改善自己』，從而『管理他人』。」

如果印刷文化提供了理解中國文人精英生活大概的架構，那麼「印刷商業」則能讓我們跳出宮廷以及官方的非商業、反商業的思想局限。近年來，學者們陸續發現了在晚清從數量可觀、到規模巨大的商業印刷行業，區別於馳名的精英宮廷和慈善性質的出版人和文人。例如賈晉珠（Lucille Chia）研究了從宋朝到明朝，延續了的 6 個世紀的福建建陽的商業出版業。卜正民（Timothy Brook）、高彥頤（Dorothy Ko）和周佳榮討論了印刷商業在明末清初的精神與文化效應。魏愛蓮（Ellen Widmer）研究了 1620—1690 年於蘇杭以市場為導向的印刷廠——「還讀齋」。包筠雅（Cynthia Brokaw）則描繪了 18、19 世紀福建鄉下的印刷商業。傅凌智（James Flath）也調查了中國北方年畫行業適應 19、20 世紀歷史轉變的過程。

這些文獻說明，明末之後蓬勃發展的全國經濟，刺激並引導了印刷品的商業活動。此期間，全國上下的印刷商業都較為分散，暗示了早在上海古騰堡革命下的印刷、出版及市場推廣系統之前，書籍市場就已經存在了。在明朝中期，重要的文人出版及市場推廣中心都設址在兩個首都——南京和北京，於此同時還有杭州、徽州和建陽。明末清初期間，精英階層的貿易往來有意的向長江下游的上海西部推移。蘇州同杭州、南京、揚州一起，成為了 17 世紀的文化重鎮。

18 世紀末，當北京琉璃廠的書市出現時，對文化的關注開始北移。到了 19 世紀初，琉璃廠區作為宮廷的古玩、繪畫、書籍市場已經馳名全國甚至整個東亞。輕商的文人價值觀雖然與蓬勃的市場經濟互相對立，但兩者相互之間的社會關係並沒有過分撕裂。從某位書商的墓志銘中可以看出，琉璃廠的這種繁榮似乎不能僅僅歸功於鑒賞家。這份銘文揭示了公眾將金錢利益正當化的邏輯，也即將其視為社會因追求學識而自然生出的副產品：

至於和百姓交易書籍，我們沒有計較利益太多。如果我們覺得書籍有價值，則會給予對方十兩銀子。然後再以稍高的價格賣出。如果我們收到的書不太值錢，我們也會賣得比原價稍貴。這樣對長遠的考量，我們賺得會更多。「我們希望賺錢從而養活自己。我們喜歡利益，同時也讓對方得他們的好處。誰不和我們一樣嚮往利益？但如果只着重於利益的話，貨物也不會流通，也等於喪失利益了。」

1870 年期間，令人敬畏的英國大使阿利國爵士 (Sir Rutherford Alcock）拜訪了琉璃廠，確認了這人口稠密世界帝國的核心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商業印刷。

儘管琉璃廠已成功地成為帝國最大的書籍銷售地，但居高不下的破產率問題，也長期困擾着它。上述銘文中對於金錢利益的混雜態度，為這個問題提供了一條線索。即便營利不是琉璃廠及其它精英書商、出版商的存在理由，但利潤依然是書商生存的必須品。在琉璃廠出現的第一個世紀，不確定的供應系統，有限的高質量版本，盜版以及顧客品味的變化都一度使書商、出版商接近破產的邊緣。但到了 19 世紀末，上海這個曾經的文化荒漠所帶來的競爭壓力，已經超過了破產本身。得益於知識和技術力量的重新洗牌，上海在 20 世紀初的十年里，成功地邊緣化了北京及中國其他出版中心。

由此，商業視角改變了我們對唐朝以後印刷文化只是宮廷出版副產品的看法。這一改變，為朝廷官宦的道德經濟及其印刷文化賦予了一個極其重要的物質語境。並且，它也暗示了書籍、甚至只是一本書或別的什麼印刷品，都同時可以成為道德價值的載體及金錢價值的物質化對象。之於前者，書籍提供了實質的洞見和影響行為的功能。之於後者，書籍產生金錢價值，使得不管是誰獲得它們，都可以將其轉成不同的物品。當上海將西方的科技與中國的印刷文化、商業相結合的時候，這些特徵及特點被提升了好幾倍，這一現象一直持續到 19、20 世紀。

與印刷文化和印刷商業相較而言，「印刷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常常緊隨着關於歐洲印刷文化的討論而出現，但在關於中國的學術研究中影響還不太大。從某種程度講，這一缺失反映了印刷資本主義這一術語天生的不確定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最先推廣了這一術語。或許因為這個術語只是用來服務他自己的主題——民族主義——所以安德森從未明確地為其下定義，就算在自己書中的「概念與定義」章節里也沒有提及。但可以大致推斷，安德森所言的印刷資本主義，樸素地指涉面向大眾讀者去生產商業化、世俗化、非官方且非慈善的文本製品。然而這一定義在歷史層面非常地不精確，因此可能很輕易地被套用到至少始於宋朝、直至晚期帝制中國的漫長的書籍製作史之上。宋朝以來的九個世紀中，匠人們雕刻木板並以之印製了各種各樣的世俗化且非官方的書籍，然後以商業化的形式流通於全中國。但是，這種基於匠藝的手工書的流通，並未形成印刷資本主義。

費夫賀（Lucien Febvre）和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預示了安德森的印刷資本主義概念，他們發現，歐洲的印刷廠是世界上首次出現的資本主義企業。我們今日所言資本主義的許多要素，實際上在古騰堡時代已經已經廣泛存在於西方社會中。然而直到 19 世紀晚期，這些元素才聚合成一個連貫且可複製的國際模式。卡爾·馬克思（Karl Marx），作為第一個嚴謹剖析現代生產模式的人，着重關注那些確立了此後所謂資本主義的經濟及社會關係。但同時，他也像馬爾坦和費夫賀一樣，認可技術是資本主義體系的關鍵組成部分。特別地，馬克思指出，機械的發展標誌着工業革命的形成：「直至今日，［技術］始終作為這樣一個起始點，將某項手工藝或手工製造，轉變為一種機械化生產的工業。」

此書所討論的印刷資本主義，是機械化進程在印刷及出版行業中的具體分支。因此標誌着印刷資本主義出現的，並非是手工藝形式的商業化、世俗化、非官方及非慈善的印刷品，而是這些印刷品以一種機械化生產的工業形式被完成。史學家們已經越來越重視商業、甚至工業在晚期帝制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人能像白吉爾（Marie-Claire Bergère）那樣，極其精準地指出中國商業和資本主義之間的斷裂。在對中國 20 世紀早期的中產階級研究中，白吉爾指出：「資本主義的萌發，既不是來自於市場的繁殖，更不是市場或多或少的有機整合，而是將機械化生產引入高度商業化的社會。」此外，她進一步指出機械化生產為中產階級的出現打下了基礎。

同樣的，我認為機械化生產提供了物質基礎，從而使印刷資本主義的出現成為可能。此外，中國印刷資本主義需要營運資本和有規模的市場。資本的獲得通過合資有限公司及上海的現代銀行——這兩種組織機構借鑒自西方，與中國強烈家族化的企業形成鮮明反差；然而大型市場僅存在於上海之外，這使得上海的出版商在經濟上依存於全國性的客戶，由此銷售它們的新產品，特別是課本、學術著作、參考書籍等等。這些主顧受當時動蕩、多變的政治體制所管轄，位於通商口岸的範圍之外。對生產印刷製品所需的智力及加工的投入進行保護，是印刷資本主義流程中重要的一環。同時，某種新型的技術型勞動力被附加僱傭進來，以此建立比傳統印刷商家長式管理更為穩固的專業化管理領導層。

直到今天為止，中國學者給予印刷資本主義的關注不高，採用了西方科技而很大程度改變了印刷行業也同時鮮有人關注。唐朝時期的木板印刷在晚清時，散佈於全國。傳統上講，木板是由可大量獲得的處理過的梨、棗或者梓木所製成。在宋朝期間（960—1279），木雕手藝已然高度發達，雕刻家可以在楷書的形式內，模仿出某種獨特的書法風格。三個世紀之後的明朝，一些木板印刷技術的創新也融入到先前的技術中，比如三色印刷。而那時的板刻技術也已經遍布全國，書籍印刷涵蓋了更為廣泛的品質及風格類型。到了 19 世紀，木板雕刻工藝得到了廣泛傳播及簡化，由此在印刷生產的下游，文盲的女性及兒童都可被僱傭來完成任務。木板印刷工藝本身比木板雕刻更簡易，因此它傳播更廣。在每次的製作中，通常將一張由南方竹紙——比如「連史紙」——覆於上過墨的木板之上，並用「長刷」或「擦子」刮刷，令水性的中國墨汁轉印到紙上，然後剝離下來再懸掛晾乾。印刷中所用的通常是粗製工具，通常本身就易於獲得，或者也很容易從其他工具改造而得。

19 世紀的科技轉變不單單創造了印刷資本主義崛起的語境，也使中國出版業的版圖發生了變化。確切來說，木板印刷在 19 世紀繼續延續了其生命，但到了末期，上海毫無爭議成了中國的印刷中心，最主要的原因是那裡引進了最新的技術。林培瑞（Perry Link）指出，這項革命促進了中國現代文學的生長，同時令商業導向的讀者市場的擴增成為可能。李歐梵（Leo Lee）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將上海追溯為中國大眾文化和現代出版工業的源頭。他們觀察到，1895 年之後，政治新聞和新思潮「幾乎都僅以印刷製品」及現代期刊的形式送到中國人的手上。

西方技術史學家丹尼爾·希德里克（Daniel Headrick）和著名中國印刷史學家張秀民，曾雙雙將印刷製品稱為「西方帝國建設的庶民工具」。在 20 世紀中國文化生活及國家構建的多項重建事業中，銷路大好的上海出版商也確確實實地將其轉變最有效的設施之一。在本書中我們將會看到，中國的現代性具有多面性，而非遵循某一直線發展。本書將針對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兩組對立面的認識提出問題，並向讀者展示它們建設性地相互合作，而非適得其反地相互對立。

20 世紀早期的上海期刊，所產生的智識影響力自然不可否認。然而，自 1895 年起，各類書籍——特別是教科書和參考書籍，連同小說及社會科學作品——在長期塑造中國人的觀念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並不亞於期刊。事實上長期以來，教科書的受眾比期刊更廣，傳達的訊息也更穩定。因為致力於擴大讀者群，上海的綜合類出版社——特別是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不得不在印刷及出版商中充當技術先鋒。相較於鬆散的傳統出版生意，上海書籍出版商賴以領先全國知識水平的技術基礎，賦予了它們壓倒性的工業優勢，這也是其他出版中心所無可比擬的。

在重新定義印刷及出版並將它們集中到上海的過程中，新型的外來機器顯得如此重要。儘管如此，在新技術襲來之時，舊有的中華文化價值觀及行為方式依然得以保存。戴仁（Jean-Pierre Drege）在商務印書館的創業史中強調，與西方同期的出版社不同，在 1949 年前的中國，編輯、印刷和發行三項職能都聚集在同一出版集團的屋檐下。他同時提醒我們，文人學士非營利的道德理想，對現代上海出版商的影響同樣重要。戴仁還強調，「在［中國的］出版業中，存在着兩個［……］基本的要素——理想與商業，如何對兩者進行調和，是出版社建立聲望的重點所在」。這與費布爾和馬丁對西方後古騰堡時代的出版商所持的看法大相徑庭；他們認為，作為早期的資本主義者，西方出版商主要依賴的就是機器。在此，戴仁暗示了傳統價值觀在現代中國出版的商務實踐中，具有至關重要的影響力。本書將進一步擴展戴仁的結論，展示傳統主義印刷文化的思想方法，如何對現代工業化的印刷資本主義者的決策，產生持續性的影響。而正是這些資本主義者，引領了晚清及民國時期領先的出版公司。

晚清和民國上海的印刷及出版界，描繪了一幅三個世界融合的景象——中國印刷文化，商業，以及資本主義。藉由一項以機器為基礎的產業，上海將文化同商業聯結起來。這為我們今天研究文化與商業之間的相互影響，提供了理想的設定。沒有其他任何的文化產業可以像出版業那樣，如此接近中國精英的自我認同及國家政體的核心所在。正因如此，幾乎沒有其他任何的中國國有產業，可以如此迅速地現代化。也因此，在 1920 及 1930 年代中國有文化的人群中，古騰堡其本人成為了一個廣為人知的形象。

以下為 2014 年 12 月 2 日更新。

古騰堡在上海

約翰·古騰堡的的遺產，以文字設計、印刷社以及印刷機等種種形態在 19 世紀的上海出現。然而，直到 1920 年代中期，古騰堡本人在上海仍不太為人知曉。他後來的出現，不僅反映了此後公眾對科技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視，也折射出工業化生產的書刊獲得了廣泛傳播。在中國第一部現代字典中，即由商務印書館發行的《新字典》，古騰堡的名字並未出現。同樣，他也沒有出現在商務印書館在 1915 年出版的《辭源》中，以及同年由中華書局出版的《中華大字典》。儘管如此，自 1716 年《康熙字典》以來這三部最重要的現代字典，所使用的印刷技術均可追溯至古騰堡。

古騰堡的傳記在這些參考文獻中的缺失，反映了一套古老的文化慣例。但這套慣例從 1920 年代已經開始改變。傳統的傳記（「傳記」「列傳」）通常專註於傳統的中國官員、藝術家和作家的公開成就上。古騰堡既不是儒仕、畫家或作家，又作為一個外國人，屬於一個對中國傳記作家來說少人問津的群體。甚至是中國自己的博物學家、科學家、發明家也很少被 20 世紀初的辭典收錄，更不用提更早期的出版物了。但到 1920 年代中期，來自「外國的」歷史學類別，如科學、技術、發明和發明家，以及重要的西方歷史人物，的確開始出現在中國的出版物中。

1920 年代中期到 1930 年代中期，中國經歷了一段調整期，此後的傳記作品開始關注一些新近的重要主題，比如個別科學成就的達成，有益公眾的技術成就，以及工人階級的創造力，等等。到了 1930 年代，古騰堡的形象開始出現在大眾讀者眼前，陳舊的道學開始與新興的社會焦點融合。有時候，這些主題也用來強調中國長久以來對世界科學和科技文明的貢獻。

古騰堡的名字最終出現在了中國關於印刷史的討論中，只不過，語境是為中國在世界印刷史中的貢獻而據理力爭。這樣的討論反映了卡忒（Thomas Francis Carter）的比較史經典《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傳》（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tead Westward, 1925），在當時中國的即時影響。卡忒的論點強調歐洲現代最重要的技術源自於中國，受到這個論點啟發的中國人開始強調中國在世界科技歷史上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在印刷歷史上。

例如在 1927 年，上海知名記者戈公振（1890—1935）在商務出版社旗下，發行了中國第一份關於新聞的近代史（譯註：即《中國報學史》）。戈公振的著作表現出在這個時期中國典型的的防禦姿態。當討論到印刷的藝術時，戈說：「西方人把德國的古騰堡做為文明的始祖，孰不知他的活字印刷發明已有 500 年之晚。」戈公振還說，實際上，「印刷術是從中國傳入西方的技術之一。由美國作家卡忒撰寫的《印刷在中國的發明》一書就有詳細記錄這一點」。戈公振的民族主義態度暫且不談，他對卡忒著作的引用標誌着中國現代出版業開始確認印刷技術作為中國國家認同的一個重要元素。

在戈公振的書出版四年後，商務印書館的彩色印刷主管賀聖鼐寫到，中國印刷技術在 8 世紀最先傳播到日本，最終傳到歐洲，影響了德國人和古騰堡。同戈公振一樣，賀聖鼐提到他的這一洞察來源是卡忒，卡忒「閱讀了我們古代印刷歷史，並且真正崇拜我們之前時代的創新精神」。無論如何，古騰堡對賀聖鼐很重要，同樣對戈公振也很重要——但只是作為承認中國過去的偉大成就一個手段。

然而到了 1930 年代，中國的現代教育體系日益西化，也帶來了當時流行的對於技術進步的理想。古騰堡也由於他帶來的經驗，在中國的識別度日益增加。例如，在 1934 年出版的《科學的中國》期刊中就有一篇關於古騰堡的文章，名為〈中國印刷與古登堡〉。文章作者對古騰堡作為第一個創造了「西方」活字印刷的人表現了興趣。像他的前輩一樣，這位作者也提到是中國人（畢升，1040）早於四個世紀前製造了活字印刷。

無論如何，古騰堡在這篇文章里成為一個克服了種種困難，為社會作出了貢獻的發明家。讀者們了解到，比如，這位發明家來自於一個「花錢如流水」的富有家庭，但是他並沒有屈從於這種誘惑。進一步的說教透露，當古騰堡在斯特拉斯堡的時，他一直在避免當地常見的飲酒問題。作者總結說：「他的想象力非常豐富、行動力強、富有想法，但同時行為秘密，脾氣也不大好，也因此常被人詬病」。

當中華書局在 1937 年發行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詞典《辭海》時，古騰堡與出色的中國文學和歷史人物、外國政治家們，以及重要歷史和文化活動一起，被授予榮耀，成為一個完整的條目被收錄於《辭海》之中。這本辭典後來替代了上面的三本參考書，反映了中國人對於非中國人的世界的意識的提高。在這裡，古騰堡是德國的活字印刷發明者。更有趣的是，讀者被告知古騰堡原先是一個機械工人，在 1450 年時，古騰堡進入了印刷師 Johann Fust 的五金車間，並建立了第一個使用活字鉛字的印刷廠。這段文字暗含的意思是，機械工人的地位現在已經接近於知識分子和官場人物了。

1939 年，在上海和中國的領先平面藝術雜誌《藝文印刷月刊》 以多篇插圖的翻譯系列，連載介紹了古騰堡對中國印刷機的歷史意義。正如上面提到的三篇文章的作者一樣，翻譯者也再次提醒了提到了畢升和中國古代對古騰堡的貢獻。他的重要性，譯者提到，不僅源於他的活字印刷和活字印刷機發明，同時也來源於一種雙面打印的技術。即使後來的 487 年裡技術不斷地改進，「他的總體思路仍和舊時代的一樣」，這一句話標誌着古騰堡作為推進印刷工藝的所有想法的源頭。

《藝文印刷月刊》不僅用許多古騰堡的想象畫像來介紹他，同時也繼續討論了他在 1439 年以後對發明的不斷實驗。讀者被告知，在經過一個失敗的官司後，古騰堡搬回美因茨，並在 Fust 的幫助下在那裡建立了一個印刷廠，此時他開始把他的發明投入生產。文章稱 Fust 為「有詭計的徒弟」，文章把過程講述成一個警示故事：Fust 將他的女婿安插在古騰堡的印刷廠中。Fust 的女婿掌握了古騰堡的技術後，Fust 立刻在古騰堡經濟拮据的時候撤銷了向他的貸款，用印刷廠來充抵貸款。作者強調到，儘管如此，古騰堡的精神並未受到壓抑。在 Conrad Hummery 的幫助下，古騰堡開始了另一家印刷廠，但是不幸的是他在能讓這家店成功之前就於 1469 年去世。

從中國這些對古騰堡不斷變化的觀點中，可以得出幾個結論。首先，也是最顯著的，是通過外國學者卡忒對他們自己的印刷歷史的解釋，中國最初開始意識到古騰堡對西方文化歷史的重要性。其次，與古騰堡自身相比，他們最初的興趣更多關心的是卡忒對中國在世界技術發展中的古老角色的承認。第三，對卡忒論點的接納最終引導中國作者接受了這樣一個觀點：由發明創造者和贊助人，以及機器的生產者和工人引導的科技進步，是國家的發展的重要一部分。

這些隨着中國的習慣、需求和選擇而變化的古騰堡的形象，也與中國對他的技術遺產的接納和適應過程並行。在 19 世紀的民用技術中，1930 年代的中國人認為追溯到古騰堡印刷技術是帶着數種最新的版本來到中國的。在融合了古騰堡原有想法的基礎上，這些新技術克服了他原有概念的許多局限。與歐洲人所習慣的「增量技術進步」的經驗（最新的技術是最好的技術）不同，19 世紀的中國人面對廣泛的歐洲技術選擇，可以選擇最適合自己的。在這一選擇的過程中，文化和歷史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同他們對知識選擇的影響一樣，他們也不可避免的影響着科技選擇。

此外，中國與大部分其他經歷過「古騰堡革命」的非西方地區不同。大部分其他經歷過古騰堡革命的非西方地區中，本地的印刷文化或是已經缺失，或只是在有限的範圍出現，當地歷史和文化的角色在這種技術革命的吸收被最小化。相比之下，晚清和民國中國提供了一個絕好的機會來呈現被認為是通用的「文化中立」的科技（事實上也確實是），是如何在所在的社會而被重塑的。世界歷史上的一些其他文明鮮有類似中國的經歷：起源於此地的科技發明被傳到西方後，又一次以科技的下一代形式傳回這些起源地，這些文明又變成為了自己轉移出的技術的接收者。在討論中國的傳統和現代文化對工業科技的選擇中，我們需要調整我們對共性和特例的認識。我們會發現中國千年歷史長久的印刷文化深刻地影響了中國對現代技術的選擇，使得傳統價值體系在現代時代的存活。

上海書商區（文化街）的起源

1842 年 8 月 29 日，《南京條約》在停泊在揚子江上的康沃利斯號（HMS Cornwallis）上籤訂，結束了第一次中英戰爭（又名「鴉片戰爭」，1839—1842）。作為清王朝與外國列強之間的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的第一份，這份文件開設了五個給外國人居住與貿易的通商口岸。在位於黃浦江面幾公里遠的上海，作為當時的 23 萬居民的政治商業中心，是五個通商口岸之一。到了 19 世紀末，會有約 100 個通商口岸遍布中國。不過，到了這個時候，上海人口也將增長到一百萬，成為五個通商口岸的佼佼者。上海的大部居民是中國人，也有大批來自美英國際租借區和法租界的外商及傳教士。西方人在這裡創建了自治定居點，並通過一系列法規——包括治外法權和安全部隊——來反抗清政府的干涉。中國人被多種因素吸引到租界，其中包括與惡化的清政府、弱化的民國政府之間所劃分的分界。在這些湧入定居點的中國人中有着眾多來自附近江南區域從事印刷文化和印刷商業的繼承人。

文人和商人——這兩種根治於在中國封建時期的互相敵視的價值體系——一起爭奪在上海書商間的影響。在 1876 年到 1937 年之間，這個城市中的現代出版商將中國千年之久的印刷歷史和三百年的印刷商業轉變為現代工業印刷資本主義。「文化街」便是這場劇的公眾舞台。文化街的名字是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創造。在 1880 年代晚期，在英美國際租界正中，沿着河南路（原名「棋盤街」）以及即將向西擴展的福州路（現在仍被稱為「四馬路」）延伸的區域，聚集了全中國主要的貿易和新聞出版商，以及眾多零售書店、行業協會、印刷批發商、文具商、書法家、畫家等。許多商店販賣着傳統文學和古籍。也有人專門從事經營銷售傳統學者的工作室中「文房四寶」（即筆、墨、紙、硯）或銷售繪畫和石碑拓片

那些晚清和共和時期指引知識潮流的產品和指令，正是從充滿金融界的外灘身後的這個聚集着低樓層高密度的區域發出的。靠近金融力量推進了現代出版傳媒的發展。縱觀 19 世紀末和 20 世紀初，文化街的鼎盛時期聚集了 300 個大小出版公司、書店。與此同時，文化街的位置，在沿河的銀行和帳房，珠寶、香水和其他奢侈品的銷售點之間，延伸到南京路和廣東路的更遠處，標誌着圖書貿易在上海的消費經濟中的模糊性。知識分子的中間性，在地理上是福州路附近，政治上為位於租界區，把中國的書商和出版商放在文化保護與文化轉型的最前沿。

在近期的歷史研究中，由於關注點大多集中在於帝國晚期經濟的商業化上，以至對於中國文人「反商業」概念的了解——這一點對於了解上海書商至關重要——卻黯然失色。然而，中國文人的道德經濟與 1876 年至 1937 年間的印刷文化的商品化產生了相互平衡，這一點在歷史和知識的發展上都十分重要。這兩種繼承和獲取的活動，成為了文化街的價值觀與社會模式。帝國晚期的書商是對上海印刷資本主義在晚清的創立至關重要。他們在過去的精英文化以及現代的商業現狀兩者間的模糊性持續到了在民國時期的資本密集型的工業化印刷期間，並且暗示了兩個因素持續性的、不可調和的活力。

在這個時期中期，在上海出版的一本諷刺小說詳細揭示了在 19 世紀晚期和 20 世紀初的上海文人理想的生存的現狀。在吳沃堯（1866—1910）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書籍、印刷文化、商業印刷同反商業的文人價值一樣，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面臨印刷文化的商品化，吳沃堯提醒我們，根基於中國晚清的文人世界的服務意識，以及為什麼這種價值觀得以在民國時期的上海文化界倖存下來。

《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最早是以書的形式出現，由上海的廣智書局於 1909 年出版。吳沃堯擺出盛怒的姿態，直截了當地描述了 20 世紀早期的福州路以及在此的居住者們或是令人厭惡的、或是值得稱道、或是有趣的行為。吳沃堯尤其猛烈抨擊了在他認為在當時對中國的信仰危機負有責任的兩大團體：書商和讀者。書商受商業利益驅動而營銷着無用的古代書籍或是現代虛張唬人的作品。這些書商體現了如何以扭曲公共學習為代價，來達成私人利益。而另一方面，偏見深厚又受到過多教育的讀者們，用這些書作為逃離公共責任的擋箭牌和借口。從吳沃堯的小說的角度來看，出版商和讀者的這兩種態度都是需要糾正的。

本書的主人公和這個故事的「道德英雄」的碰面為吳沃堯對在上海 20 世紀的書業工作過的人的模稜兩可的觀點提供了一瞥。吳沃堯同時也揭示了書商自己關於他們商務事業的矛盾心理。書中的一個情節講的就是主角剛剛到上海之後遇到的一個書商。主角吳繼之，剛到上海的客棧，這個客棧很有可能位於後來成為文化街的福州路區域。吳繼之到隔壁房間的北方老書商那裡去購買幾套書。這個書商原來是王伯述，吳繼之的親戚，前山西大同的知府。由於王伯述的近視導致看不清楚，也許是因為他的誠實，這位老人曾經當著山西撫台的面批評了他，但他本人並不知道面前的就是山西省的撫台。鑒於這種情況，王伯述只能要求病假推退出官場。自此之後，他便開始從事圖書業，從上海購買石印書後到北京銷售，並用所得利潤來購買更多的在上海的石印書籍。

王講述了自己的這種經歷——商人自我的追尋，摒棄了反商的文人理想——之後，王伯述送給主人一本書。日本作品《富國策》的中文譯本給了吳繼之，希望能「得點實用，那就不至於要學那一種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王伯述繼續描述到那些「不切實際的舊式學者」。自身作為一名前官員， 王伯述堅持認為那些官員只是受過教育國人的高級代表。但無論是從南方還是北方的角度來看，這些讀書人都是有害的：「還有一種人，這裡上海有一句土話，叫甚麼『書毒頭』，就是此邊說的『書獃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書，叫他們讀了，便受了毒，變了『獃子』，這將來還能辦事么？」

隨後，王伯述闡述了他的主要焦慮。他解釋道，西方列強的力量蓄勢待發，足以瓜分中國，而官場是中國的第一道防線。王伯述感嘆道這些思想狹隘的官員們無論實際上還是智力上，都無法抵抗西方列強的猛烈進攻。尤其由於官場上的「書毒頭」的控制因素。王伯述發現「古籍」是這些書毒頭官員受影響的源頭：這些古籍已不再能為官員提供足夠的指導。因為在《二十四史》中展現的藉助通過漢化如蒙古族和滿族外國侵略者的這種中國傳統本國文化外交政策，在當今世界是不夠的。現代西方國家首先會在政治上征服異域，隨後掠奪他們的文化身份。吳繼之聽到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看法後十分震驚，便問王伯述「我們中國不知可有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鑒於重說教的文人傳統至少是部分原因，王伯述已有現成的答案：教育。的確，避免不必要的浪費，提高邊界安全都很重要，但是王伯述堅持認為更重要的是，中國需要「為所有存在的學科設立學校」。在王伯述仍是官員的時候，曾關於此事上書向山西巡撫，但並未有結果。他說：「我所以別的買賣不幹，要販書往來之故，也有個深意在內。因為市上的書賈，都是胸無點墨的，只知道甚麼書銷場好，利錢深，卻不知什麼書是有用的，什麼書是無用的。所以我立意販書，是要選些有用之書去賣。」

王伯述，一個官場失意但仍然高尚的的道德主義者，帶着好的意圖從事了書業，他坦率地承認，面對困難，他也過於天真。不久，他便發現購書者同賣書者一樣愚昧。他們追尋老式的情感小說或是由上海的平板印刷出版商出售的的對考試有用的縮印書。當王伯述給他們看實用的知識書籍，他們沒有表現出興趣：「這一班混蛋東西，叫他僥倖通了籍，做了官，試問如何得了？」

吳沃堯問道，並非所有這類讀者都會成為官員，王伯述感嘆到這些比他還差的讀者本身已經成為了官員。談到在太平天國起義（1851—1864）之後加劇的販賣文憑的現象，以及這種現象對公共文化和學習的暗中隱伏的影響，王伯述彙報到：至於那些買了頭銜的人，「更不必說了，他們哪裡是做官，其實也在那裡同我此刻一樣的做生意，他那牟利之心，比做買賣的還利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類，便是彼類，天下事如何得了！」王伯述把希望寄托在青年們身上，這在 21 世紀的今天也許是陳詞濫調。但在這本書出版的時候，他期望着有一個精英化的、由青年領導的、拒絕傳統晚期帝國價值體系的行動。但這個期望直到 1915 年至 1921 年的新文化運動傳統才被實現。所以，這次襲擊作為一系列攻擊上海文化街以盈利為目的的書商的襲擊的首發並不出奇。

事實上，早在吳沃堯的時代，一些和吳的小說中形象相反的，真實的上海出版商，已經在嘗試生產製作如王伯述所稱的「有用的書」。到 1909 年，當吳沃堯的小說出版，他所描述的印刷商業已經讓位給出版「有用的書」的、基於工業生產的印刷資本主義。一些出版商，如商務印書館，已經為新的源自現代道德原則、後科舉時代的考試文本出版了有一段時間。這些出版商的公共服務道德並不是由於非盈利的慈善事業來驅動的。驅動他們的是對於工業利潤的開明追求。這些利潤來源於相關區域的銷售，這一區域即是後來有名的「文化街」。與此同時，他們的出版活動的精神和物質影響將會遠遠回蕩、超越其本身。

吳沃堯的時期至中國印刷資本主義走向衰弱還有三十年。在 1876 年和 1937 年之間，總部位於上海的中國印刷資本主義證明了自身的創新性和創造性。然而，從中國與日本第二次現代戰爭從 1937 年開始後，到 1949 年中華民國坍塌時，這一系列的風暴無可救藥地削弱了印刷資本主義在中國經濟中的可行性和中心地位。雖然印刷資本主義本身並未得以存活，然而在中國人民共和國成立時，商務印書館和它的主要競爭對手——中華書局，通過例如《辭源》和《辭海》等出版物，仍然超越了民國的年限，繼續存活了下去。

在歷史上更重要的是，古騰堡革命的中國篇章，在技術維度上已經不可逆轉。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澤東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中國再次於世界最傑出的書籍文化中佔據了一席之地。即使是文化大革命，這樣一項通常被視為極度反智和反書籍的運動，也促進了大規模的圖書生產與消費。《毛主席語錄》是文革自身最無可匹敵的符號象徵，也即臭名昭著的「小紅本」。第一版由國防部部長及元帥林彪（1907—71）在 1961 年開始編輯，之後於 1964 年 5 月由人民解放軍政治部出版。該單位還推出了學習毛澤東長篇作品的宣傳運動。據某位現代歷史學家估計，之後的三年內，人民解放軍政治部印刷了將近十億冊《語錄》與一億五千冊《毛澤東選集》。正是現代工業化的出版技術，令這些書得以送至全國數以億計的讀者手中。本書研究的便是這種技術的源頭。

以下節選自原書「結論」部分，2014 年 12 月 23 日更新。

本書研究了 1876 至 1937 年間，在上海成為中國領先的知識、文化和教育中心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精神文化和物質文化的相互作用。對此，學術觀點百家爭鳴。有的提出印刷業資本主義的普適模式，有的主張中國 19 世紀的技術發展受當時文化的制約而滯後，也有觀點認為中國的現代性只是一種文化現象。本書的主要結論是，對西方技術審慎的選擇以及傳統價值觀的進化，使中國人得以與西方產生建設性的聯繫。類似地，上海在清末及民國時期的驚人飛躍，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工商業機構的發展，尤其是那些與印刷和出版有關、基於知識的微觀經濟。在評價現代工業影響中國古老文字產業的過程中，上海，作為一個社會歷史與文化歷史的節點，被呈現在世人眼前。而本書則側重那段歷史的技術、企業及業務性的方面。

不像歐洲以外經歷了古騰堡革命的其它地方，中國早在 19 世紀之前就有大量愛好閱讀的民眾。然而，21 世紀初，數億中國人是通過現代產業化的出版業接觸圖書、期刊、插畫等出版物的。這一產業在精神和物質層面，都起源於晚清和民國時期的中國印刷資本主義。

1876 到 1937 年間，西式印刷技術替代中國的木板印刷術，產生了現代印刷業。對這一過程的研究是由三大概念構建的。首先，印刷文化的概念被溶入了羅傑·夏蒂埃（Roger Chartier）所提出的意義中。因此，本書致力於理解古騰堡革命的社會意義，同時也着眼於研究由書寫和插畫的新形式所帶來的「一系列新動作」。中國有着一千多年的印刷文化，在這樣一個文明國家中，這「一系列新動作」不僅納入了此前的價值體系，而且真正為中國的古騰堡革命搭起了舞台。那些價值觀也塑造了現代時期中國人的選擇，這些選擇同時涉及了技術和商業組織。

第二，本書提出，在以上海為基礎的現代印刷資本主義之前，中國就已經有了數百年的印刷文化和商務，這段歷史深深地影響了現代產業的輪廓。最近的學者致力於將印刷資本主義的概念普遍化，這通常既不考慮中國傳統印刷的歷史，也不考慮現代出版業經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關於印刷資本主義的概念，似乎過於依賴費夫賀（Lucien Febvre）和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對歐洲歷史的洞察。因此，安德森的理解在兩方面沒有能夠闡釋中國的經歷。第一，他沒有承認中國在古騰堡革命之前存在印刷商務，也不承認這種商務在塑造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中的作用。第二，安德森的描述無法闡明工業化給中國的古騰堡革命帶來了什麼不同。本書分析了這兩個問題，由此說明中國人從多種可用的西方印刷技術中做出了一系列選擇。對技術的選擇，轉而對熱切追求新式政府和顧客大眾，以及適應中國國情的公司模式，還有階級分化的新形勢產生了影響，但並未起決定作用。

第三，基於上述內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為了回應安德森的印刷資本主義概念在歷史和文化上的局限性，在以上海為基礎的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特定情形中，這一術語無疑需要重新定義。對印刷資本主義最好的理解，是文學界印刷文化的精神範疇，與工業化機械複製印刷品而帶來私有化利潤的物質世界之間相互影響，從而產生的社會、經濟和政治體系。使得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有別於其它國家的，一部分是編輯、印刷和市場這三大操作在領先商行中的聯合方式。能接觸受過教育的人，可以獲取技術以及能對其進行修理和複製的技術人員，能對資本進行運作和投資，為這種統一的操作提供了合理性。在 1876 到 1937 年間的上海，編輯部與生俱來但緩慢發展的價值，是繼承了文人的傳統。印刷廠工人新興的、快速變化的環境，和突然出現的現代銀行業相互作用，產生了這種塑造了現代中國人生活的獨特的印刷系統。

文化街，現在和過去

現在，很多去上海的遊客會搭乘漂亮的地鐵去往人民廣場。人民廣場是上海這座大都市的政治文化中心，成形於舊租界南市和 1930 年代國統區的合併。在人民廣場地鐵站下車，在走到廣場之前，遊客就能在地下商業街漫步，那裡有各色商店和餐館。走上地面後，呈現在遊客面前的是開闊的市政廣場，而這裡在 1937 年幾乎只有一個賽馬場和俱樂部。賽馬場和俱樂部當時是為了讓通商口岸鴉片商和軍火販的繼承人，以及後來到達的商人和殖民地管理者得以模仿萬里之外的英國貴族的古老騎士文化。賽馬場如今已不復存在，這裡有的是一座壯觀的博物館、歌劇院、交響樂大廳，還有眾多的展館和噴泉，展示了這座城市建國以來所取得的成就。市政府位於新的市政廳內，這是廣場上最不顯眼的建築，靠近重建的市民廣場中心。

就在西邊，在廣場的正式界線之外，新建的上海藝術館位於之前的上海圖書館內，這裡曾經是賽馬俱樂部。圖書館已經搬到城西高檔地段一處建成不久的場所，該區域長期居住着海外中國商人和上海領導人的家屬。從上海博物館往北，過了市政府大樓後再往東，就能看到人民廣場的文化主題繼續還往東延生。從廣場上望去，在西藏路的那一邊，明亮的拱門彷彿在召喚遊客去福州路，也就是這座城市曾經並且現在重獲新生的文化街中心。

往東，會走到當年民國時期的文化街中心，但熟悉的店面早就不在了。曾在這裡佔中心地位的中華書局和商務印書館都已不再，在 1949 年之後搬到了即將成為新中國知識中心的北京。世界書局作為國民黨國的附屬，在沈知方（1882–1939）去世後，也在 1949 年隨國民黨人去了台灣。在 1880 年代到 1937 年，替代這三家老牌印刷業巨頭的，是在這裡出現的三百多家書店和出版社，以及諸如《申報》《時報》《新聞報》和《中央日報》等報紙，只有少數書店和印刷廠得以留存。1949 年以後，過渡政府時期的新華書店曾坐落於此，而現在，替代它的是一座多層建築，能找到的，只有國營的外語書店、古籍書店、朵雲軒和上海書城。現在，這些零售商和它們的變體，大多在 1949 年建國後就在這裡了。將這些商行保留下來，為的是 1916 年至今，文化和商業的連續性，但它們不過是 1930 年代的文化街漸行漸遠的回想。當年，有七十多家私有書店和出版商在這裡競爭客戶。

政府對上海市中心的重建，是 1949 年以來，這種城市在文化上邁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極具象徵意義。1937 年至 1941 年，日本的入侵削弱了歐洲在通商口岸的控制力，然而，國民黨在 1920 年代提出但一直未能實現的目標，直到 1949 年才由中國共產黨實現。這個目標就是，徹底清除中國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的外國勢力。從 1949 年到 80 年代後期，政府大力投資上海的住房和工廠，但這在壓制就是國際租界和法租界上，收效甚微。上海當時已經成為破落的港口城市，但在 90 年代早期，市政府開始重振其核心。到 90年代中期，共產黨開始將上海打造成現代化、世界級的都市，而西方人、國民黨，還有日本侵略者都從來沒有做到過這一點。

1920 及 1930 年代，西方人在這裡擁有最高統治權，他們甚至將上海吹噓為「模範租界」。然而，通商口岸卻沒有大一點的公共圖書館，沒有公共博物館，也沒有市立歌劇院或者戲院，甚至沒有像樣的市民中心。當時的上海市政會，是在漢口路和江西路交匯處的一處堡壘似的建築里，像做生意一樣運營國際租界。整個 1930 年代，國民黨都試圖在他們所在的將江灣區建立一個市民中心，但 1937 年，日本佔領了上海當時完全屬於中國的部分，國民黨的努力被迫停止。1930 年代的上海，除了包含三個政府的管轄區之外，兼有辦公樓、銀行、賓館、俱樂部、工廠、百貨商廈和各種商店、餐廳、妓院、倉庫，不多的幾處公園，和大片的居民區。和 19 世紀常見的情況一樣，這些都混雜在一起，沒有明顯的分區或者管理。

總之，除了現代媒體，1930 年代的上海，最重要的就是一萬一千多家印刷商和出版商，缺乏能與現代城市文化方便對接的主要形式。上海確實孕育了一些中國領先的大學和學校，其中大部分是通過浙江北部和江蘇西部的城市改革精英的努力來獲取資金的。這些學院是上海成為 1930 年代民國知識中心的原因之一。然而，對於學校的事業而言，是上海出版商編輯、印刷並銷售的教材、參考文獻、期刊和其它各種題材的刊物，這些出版商也大多來自浙江和江蘇。從上世紀初到 1930 年代，每天都有學生、教師和普通人被吸引到這座城市的文化街，光顧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世界書局以及很多小出版商的零售商店。僅僅這三大出版公司，就僱傭了多達近八千名的編輯和印刷工人，多虧了他們，文化街的書架總是滿滿的，當然，戰時除外。關於科學、民主的新舊思想，還有在中國其他地方都沒有的西式現代書報雜誌，在這裡都能以合理的價格買到。這些都是使用西式印刷機和其它機器印製的，所採用的技術是 1880 年中國政治知識轉型以來最先進的。

一場印刷出版業的革命把 1920 及 1930 年代更多的讀書人和他們清朝的前輩們區分了開來。前者閱讀的是機器印刷的出版物，而後者習慣了一千多年的印刷文化，尋找木版印刷的書籍。正如本書所主張的那樣，機器的革命、社會的重組，和思想、群眾運動一樣，把新舊兩個世界的讀書人分離開。從 1884 至 1885 年的中法戰爭，到 1894 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再到 1911 年的辛亥革命，1915 年至 1921 年的新文化運動，1926 年至 1928 年國民黨領導的北伐，到 1928 年南京政府的建立，還有 1932 年日本的襲擊，上海的出版商和他們的出版物都提供了背景。和中國傳統印刷業的前輩不同，上海印刷資本家不只是慈善家，他們能通過這些事件獲取利潤，直到 1937 年，日本的侵略讓這一切戛然而止。在「南京十年」的最後一年，他們仍然通過通知、教育和娛樂，出版了當時中國百分之九十六的圖書。

有人僅僅關注文化街上出版商的商店，希望以此展現民國時期出版業的勃勃生機。與之相反，本書認為，要理解這種文化和商業區的重要性，最好的方式是將其視為技術、地理、時間和組織整體中的一部分。這一整體在技術上，從古騰堡的手動印刷機到電動旋轉機器；地理上，從歐洲和美國來到了上海；時間上，從 1876 年到 1937 年；組織上，從公司式的編輯部轉變為由印刷廠到零售商。如果沒有西方的技術和工業化的印刷廠，沒有鬆散地保護上海出版商的治外法權體系，上海的出版業將與其它很多老式的書社別無二致。其中，像北京的琉璃廠，蘇州的閶門區，都有着更悠久的歷史，在過去的三個世紀里，他們的印書業一直領先於上海。上海的文化街與其它書商雲集地不同，這得益於它對外國印刷技術的掌握，以及通過行業協會、貿易協會、公司和全國聯盟，創造性地應對調節市場需求的挑戰。這樣，他們可以購買新產品，從而為自身的成長壯大提供資金。

除了給文化街商業企業的所有者和股東帶來經濟利益，上海出版商對全國市場的不斷探求也直接改變了這座城市。1876 年到 1937 年間，基於技術的資本主義工業在傾向於集中組織的同時，也創造並聚集了一個產業，將幾百年來散布在中國各地的產業集中到上海的中心。在同一時期，依靠不斷湧入的移民和難民，上海本身也從 1876 年的中等城市發展成為覆蓋三個市轄區的大城市。

當然，來上海的那些人中，既有學歷水平不高的，像王韜（1828—97）和包天笑（1875—1973）；也有畫家，像點石齋的吳友如（1840?—93?）；有買辦，像點石齋的陳華庚，同文書局的徐潤（1838—1911），和中國圖書公司的席子佩；有後來成為官員的，像飛鷹廳的李盛鐸（1860—1937），還有擔任過官員的，像商務印書館的張元濟（1867—1959）；城市改革精英，比如文明書局的俞復；有理想主義者，像廣智書局的馮鏡如和何澄一；有技術人員，像商務印書館的夏瑞芳（1871—1914）和李涌昌機器廠的李長根；還有企業家，像明精機器廠的章錦林和中華書局的陸費逵（1886—1940）和世界書局的沈知方（1882—1939）。在他們之後還有很多人來到了上海。上海的印刷車間、機械廠和出版公司能實現他們對事業的期望，他們因此旅居上海。同時，這些人建立並反映了中國的知識產權，也對上海和中國的現代化和工業化作出了貢獻。

技術的社會歷史

在一場關於學者們為何要將目光轉向物質世界的辯論中，法國中世紀問題專家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經指出，技術的意義並非顯而易見，它需要從歷史的角度進行解釋。研究技術作為了解一個社會的基礎，「其最基本的結構，並不意味着只要畫一條副主席好，然後就在定理後面寫上『證畢』，大功告成」。相反，布洛克告訴我們，對技術的理解會帶來「一系列的新問題，從歷史上最令人着迷的到最難以解決的都有。」

以下是本書提出和各章提到的問題。當一種技術轉移到與其發源地截然不同的文明中時，會發生什麼？技術是否會將其自身的歷史原理強加於一個新社會？這個社會往往被認為是與技術相互作用的。西方印刷技術最初是怎樣來到中國的？清末中國的印刷文化是如何影響中國人選擇西式印刷技術的？中國人為何願意採用西方印刷技術，採用後，又發生了什麼？中國人用多長時間來接受這些技術？在 20 世紀的中國小說和回憶錄中，書商和印刷商為何變得如此突出？還有，既然上海基於古騰堡的印刷業資本主義革命與歐洲的相比，只是一瞬，那麼，早期的資本主義思想是如何影響這一革命的形式的？

關於文化街的起源，在 1930 年代所了解到的是，它存在於晚清時期的文化、商業和後來的工業的混合體中。正因為此，只有當知識和物質的影響能相互聯繫起來時，文化街才會有公平的歷史描述。我沒有指出知識可以轉變成物質，我認為關於文化街的人們和他們的思想，需要有公平的歷史描述，同時還要理解中國人用於傳播思想的技術。不能提供這樣的描述，則意味着無法超越中國文人自身目光的局限。

雖然西方現代印刷技術在 1807 年就來到了中國，但它並沒有很快排擠掉木板印刷術。中國在公元 7 世紀發明了木板印刷術，這一技術在宋朝（960—1279）之後的朝代廣泛流傳。晚清時期中國的圖書界是重要的商品市場，反映了知識分子對於文人圈子的密切關注。在文學出版商公共服務倫理的影響下，出版業成為了一種個人和社會服務的形式。同時，文人自身也感受到了 16 世紀中期以來，中國經濟商業化的深遠影響。他們的圖書界的商業化有悖他們反對商業的信條。這也影響了書商的看法，這些人往往是脫離了文人圈子的。文人天生對技術不感興趣，這使他們極大地低估了木板技術的社會因素。

因為這種文化環境，也因為西方技術的昂貴，還因為西方技術所生產的文字確實不美觀，在 1870 年代之前，中國人並不喜歡舶來的西方印刷技術。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發展真正邁出的第一步，是 1876 和 1877 年，上海平版印刷以市場為導向的工業化。平版印刷術最初用於印製宗教畫像，最早是從一家天主教孤兒院發展起來的。然而，隨着點石齋印刷廠逐漸遍布城鎮，平版印刷的商業潛能也變得明晰起來。從那時起，中國的企業家慢慢地樂於採用外國技術，但他們應用這些技術來達到傳統的印刷和出版目標。他們以一種在審美和商業上都富有吸引力的版式來重新印刷太平天國時期丟失的文學遺產，這一過程尤為重要。那個時期在上海如雨後春筍般大量出現的平版印刷商行，遠不止一百家。這些商行一直生存到了民國末年。重印本來是以傳統的木板印刷術為藍本，而現在，平版印刷術取而代之。這一迅速發展，有着深遠的重要性。

最初，像同文書局這樣的平版印刷商行在很大程度上無視了他們這一新業務的工業本質。確實，長期以來，上海書商和出版商的心理重點，首先是文化和公眾服務，其次才是商業和工業。這裡提到的很多商行，會針對學術市場進行生產，這並非巧合。科舉製為學習指南、參考書目等等創造了一個永不滿足的市場。因此，以服務為導向和以商業為導向的出版業，都高度依賴中國的科舉制，而這本身也反映了清代的社會政治宗旨。

平版印刷在黃浦江兩岸出現後的二十年，被凸版印刷取代。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印刷商想及時報道中日甲午戰爭的重大事件。讀者數量的增加，促使中國的機械師開始研製能印刷漂亮中文字體的印刷機，這種現代凸版印刷業的發展則是對其的回應。中國製造的印刷機有助於減少建立西式印刷廠在成本上的障礙，而中國設計了改良的字體，使得西式凸版印刷開始符合中國讀者的審美。印刷機製造商和字體設計在早期的公司中是相互結合的，這以商務印書館為代表。商務印書館成立於 1897 年，並於 1902 年形成公司。

雖然公司預示了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未來，但可以預測的時候，這些早期商行中，有很多保留了個人所有權。正如之前所說，個人所有權讓所有者能在最大程度上從管理上進行控制和保密。和其他傳統書商一樣，上海很多早期的、轉型時期的書商缺少讓自己的產品佔領全國市場的慾望。傳統的政治和銷售倫理束縛了他們，結果就是這些商行只是追求他們的前輩造成的有限影響，即使他們身處相對安全的上海國際租界。

然而，在短期內，上海很多新式出版商清晰地看到，工業技術要求以增長為導向的更靈活的資金提供機制，而不是過時的個人所有權和夥伴關係；後者並不能讓中國傳統的出版商和書商取得很大的成功。商務印書館在業內技術領先，是最先嘗試公司制並取得成功的一批出版商。在 1897 年，商務印書館的資金是 3,750 元；到了 1910 年，它的資產價值超過了百萬元大關，這在一定程度是要歸功於商務印書館將編輯、技術和企業人才在公司中有機結合的能力。商務印書館採用外國的商業模式，同事，某些原因促使清政府通過新的商業法來認可這種努力，商務印書館甚至有可能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幾年前，商務印書館印發了首部暢銷書，這是一部西式的、受日本影響的教科書翻印本。這成了上海出版商的指路明燈。在平版印刷的科舉考試資料的鼎盛時期之後，現代教科書是出現的最有利潤的新式圖書商品。在教科書市場佔有大量份額的商家將得到發展，否則，則將停滯乃至衰退。傳統上強調精英公共服務，和他們接觸政府能力的強調，加上現代資本主義強調機械化、專業化，還有對重要的新興生產商的足夠補貼，這些都能在 1905 年和 1905/06 到 1911 年間，書商協會和貿易協會的建立中分別看到。是否能加入這些協會，取決於能否接觸印刷技術，這在古老的中國印刷業中是一個新現象。在現已不復存在的蘇州書商協會中，補償金是個一直都令人擔憂但從未被公開討論過的話題，現在在上海則成為公開的辯解目標，因為清廷有意地試圖促進新興商業企業的發展。在北京，朝中支持改革的人們對發展圖書出版業特別感興趣，因為他們堅信，中國的前進和汲取現代書籍知識是共生的。

科舉制度的廢除，使得清代最後十年採取的改革教育制度的嘗試變得合法，這也觸動了人民對現代地方教育商品的興趣。就像報紙和平版印刷的雜誌激了讀書人的興趣，現代教科書也吸引了那些希望變得有文化的人。很多新的讀書人，也開始利用印刷廠來表達他們對中國的歷史、現狀和未來的不同觀點。

雖然中國的現代出版商大多是在國際租界運營的，但他們十分依賴中國政府來為他們最能盈利的產品，也就是教科書，來提供市場。從之前提到的中國最初幾家木版印刷出版社的建立，到 17 世紀的掃葉山房、同文書局和飛鷹廳，再到綜合出版商時期的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乃至世界書局，中國政府一直是出版業至關重要的夥伴，雖然這一點往往並不明顯。即便是在1904年開始的教育改革時期，政府的力量減弱，但其重要性卻仍在增加。

正如平版印刷商依賴科舉市場來活的成功，1904 年到 1937 年間，綜合出版商也依賴歷任全國和地方政府的教科書政策。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教科書更加便宜，傳播更為廣泛，並且有着越來越多的選擇。同時，教科書市場成了現代上海出版商競爭的主戰場。他們高度依賴政府來定義市場，也許並沒能反映出政府對中國知識界的價值體系有着明確而持續的影響，但即使在利潤私有化的時候，它仍然決定了由誰來發出前進的命令。

如果說，公司是以一種獨特的新途徑將知識和物質文化結合起來，那麼它也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顧客走到了一起。之前的文學編輯，他們的思想是由過去的精英價值觀塑造的，而他們年輕的同行則受到同樣價值觀的影響，還有着眼於技術發展的無產階級印刷工人，都在同一家印刷出版公司工作。但是，他為中國現代化作出的貢獻卻不成正比。很多編輯只是隱約意識到技術改變了編輯工作，儘管如此，文學界的觀點也經常在社會結構和展望中勝出。

在 19 世紀末，上海有 21 家凸版印刷出版商行，平版印刷的有一百多家。1917 年，書商協會記錄在冊的會員有 132 家，包括凸版印刷商和平版印刷商。這 132 名協會會員中，有十三家是股份公司，其中包括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文化街在一年前誕生，這是和上海城北及城西的工業印刷廠不可分割的文化商業中心。文化街依靠自身優點走向繁盛的假設雖然很吸引人，但事實上，文化街從上海出版商的長期關注中受益。他們將西方技術用於中國政府的教育政策，並從中獲取利潤，他們要這麼做，就需要工人。

1894 年，鉛字印刷業中有 870 名工人，這一數量不到中國當時輕工業和重工業中僱傭工人總數的百分之一，看看這一行業通過其出版物在 20 世紀的事務上所造成的巨大影響，這個數字顯得尤其渺小。1880 年代的平版印刷業則更為壯大，增加了 1,300 到 8,050 名工人，工人總數則在 2,170 到 8,920 名之間。大量的勞動力預示着 20 世紀上海印刷業的容納量。

1930 年，印刷業成為中國工業投資的第三大形式，僅次於中國擁有的織錦業和制煙業。在全國機器工業的產出總量方面，1933 年，印刷和造紙機器工業在中國最大的幾個產業中，位列第七。同年，在印刷業，總部設在上海的工廠和中國擁有的工廠相應的排行是第三（在九種工業中），共有 271 家工廠。1933 年，11,211 名受雇的工人成為第五大工業團體，平均每個廠家有 41 名。根據另一份資料的記載，1935 年，城裡居住有 10,531 名中國印刷工。雖然在 1933 年到 1935 年間，失去了將近 700 名之多的工人，但仍能感覺到，制止 1930 年代，上海基於市場的西式印刷出版業在商業價值勞動力方面，依然十分強勁。

1930 年，上海印刷業價值八百萬元，此時，一家新由政府規定的上海書商同行協會將其重新定義。八十三家商行構成了這個組織；在 1905 年成立之初，增加了五十六家，但從 1917 年起，減少了四十八家。生存下來的每家商行必須意識到，到 1930 年，這一行業的擴張和緊縮的關鍵因素，是西方技術和中國市場，而後者則反映了政府的監管和法律。

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在溫床里演化出來的產物，這歷經了六十年，也就是三代人。清末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業，還有公共服務倫理，雖然有時並非顯而易見，但一直是這一時期的背景。如果說，可以將技術、公司制以及市場視為通往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大路，那麼，還有一些小路，是和慘淡的工作條件有關，例如，明精機器廠，商務印書館的那些爆發罷工的印刷廠，以及 1917 到 1927 年間，上海的其它出版商的工作條件。階級的兩極分化和無產階級的政治化的出現，只經歷了兩代人，這比中國印刷資本主義成熟的時間還要短。這很可能是因為印刷工人的境遇和各家商行的編輯、官員不同，政府並不關心工人的死活。

總之，清末的印刷文化和商業，仍然強有力的公共服務倫理，西方技術，治外法權，以及中國政府的政策，都是創造中國印刷資本主義必要但並不充分的條件。必要的條件是人員，特別是企業人才，其中的代表人物則是本書中先前提到的：在第一階段，有佛山的唐先生（活躍在 1850 年），他對鑄鉛字進行了初步的實驗，還有王韜，香港和上海的印刷出版商；第二階段，有買辦陳華庚和徐潤，還有狀元李盛鐸；第三階段，有夏瑞芳、張元濟、張謇（1853—1926）和俞復；第四階段，有章錦林，王雲五（1888—1980），陸費逵，和沈知方。公司的組織結構能幫助第三第四階段擺脫經濟上和心理上的限制，而這些限制阻礙了前兩個階段的發展。

以下內容為 12 月 29 日更新。

文化街印刷業運作的精英批判

可以看出，中國的帝制及其賦予讀書人的特殊獎賞和地位，在帝制精英統治系統崩潰後，仍繼續影響着中國出版商的自我認知。在更廣泛的體系中，學者對工業資本主義的物質利益分配不公表示極其憤怒，加上一直以來高尚的責任感，他們開始抨擊他們最熟悉的領域。也因此，出版業比其他任何資本主義工業都更接近中國知識分子的良知，也沒有哪個行業有更高的評判標準。1930 年代，雖然政府認為中國印刷出版業取得了值得稱讚的巨大成就，但政府外的批評聲音則還是更關注在還有多少改進工作要做。

通過觀察王韜在「同文書局」編輯部的事業，就可以知道，和知識分子有關的很多人，也就是編輯和作者，通過知識分子的努力，來發揮公共服務價值中，繼承而來或者共同認可的文學信仰。精英統治的科舉官僚體系孕育了這樣的理想，但是即使在這一體系不能很好地利用他們的才華時，他們仍然保持了他們的信仰，甚至在 1904、1905 年，在科舉制度在出於良好目的被廢除之後，他們仍然沒有放棄這一信仰。

此時，眾多讀書人越來越依賴金融資本，他們現在必須適應工業文明。在這個過程中，他們的道德文化和工業化的衍生物發生衝撞，其中有一些是可以預見的。進入上海的道德和商業的兩套價值觀，與金融和工業發生衝撞，在 1937 年之前，一直為上海的印刷資本主義增添了色彩。即使西式公司提供的結構在學者林和勤（音）看來，對他們的工作十分重要，但他們的態度還是能反映出，他們的文化根基是晚清社會混合了慈善和商業兩種文化。因此，有時候，出版商還是會充滿自信地捍衛他們的學者背景和特權，例如，陸費逵就將出版物等同於現代中國的發展。而在其它時候，例如，出版商有時會屈服於印刷禁書帶來利潤的浮華光輝，而不考慮版權或書的道德內涵，這時候，他們則刻意無視他們的社會和政治責任。

到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的讀書人對梁啟超（1873—1929）的觀點已經非常熟悉。梁啟超在 1890 年代開始印發文章，闡述印刷和小說在提高公民自我意識中的重要作用。其結果是，梁啟超非常熟絡的上海出版商們，也可以說是間接參與了有關社會政治改革的全國對話。連清朝政府也加入了這場討論，並通過了有關出版業規章制度和國家規定教科書的新法律。1912 年，在清朝結束之後，也就是袁世凱（1859–1916）民國政府，也提出了新的出版業規章，並且修訂了有關教科書的規定，這些都由隨後的國民政府和軍閥政府以不同的方式實施。

孫中山（1866–1925）是第一任民國總統，之後長期是反對派革命黨人。在上述背景中，即使是孫中山對上海的出版行業的態度也是複雜的。概論上，孫中山的觀點和陸費逵所表達的相似。例如，1919 年五四運動開始之後八個月，孫中山指出了出版業在傳播北京大學生進步思想和反帝思想中的重要性。在討論出版業在幫助建立新國家所扮演的角色時，孫中山表示，這一行業給人提供知識，而知識是現代社會的必需品之一；沒有知識，就沒有進步。所有的人類活動都需要用印刷來進行記錄，所有的人類知識都需要用印刷來保存。

然而，就在一年之前，上海的商務印書館拒絕出版孫中山的《孫文學說》，孫中山被迫轉向上海的另一家出版商——華強印書局來為他出版發行。這一經歷讓孫中山和另一名國民黨領導意識到，有必要建立他們自己的出版事業。特別是要有一家忠於國民黨的出版商行，來打破商務印書館在他們看來獨裁、壟斷和反動的趨勢。國民黨的攻擊在 1921 年結出了果，他們建立了國民黨的出版社「民智書局」，其資本來自海外的愛國者。

孫中山發現，上海的出版商不願或者不能出版所有被認為與「進步」有關的東西，這一發現和新文化運動對上海出版商的批評並行。雖然新文化運動本身新產生了大約 400 個白話文期刊，但它們在商業出版的圈子裡影響最初也是有限的。特別是商務印書館就曾受到羅家倫（1897—1969）的抨擊。羅家倫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學生，也是新文化運動的積極分子。他在 1919 年 4 月批評了商務印書館的期刊和雜誌在政治上落後、多餘，並且只想安全地獲得經濟利益。作為回應批評意見，商務印書館請求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北京大學的教授胡適（1891—1962）來接管他們的編輯部。到 1921 年，即便沒有胡適的指導，那些受到抨擊的期刊也進行了重整，編輯也被替換。此刻，政治和知識界都在上海的文化街找到了各自的利益點。

道德上的、反壟斷的以及含蓄的反資本主義的批評持續到了 1925 年。創造社的成員周全平（1902—1983）以「霆聲」為筆名，在《出版界的混亂與澄清》一文中，對上海的出版商進行了批評。周全平尖銳地批評了文化街對利潤的追求以犧牲文化和教育為代價，與其他左翼批評家的興趣相呼應，但也說出了對國民黨政府行為的擔憂。根據周全平的看法，中國的出版界會因為一味追求利益而忽視他們對於國家的責任。

周全平解釋道，如果只看書名，中國的出版物似乎沒有缺少什麼。只有在閱讀了內容之後，失望的情緒才會滋生。錯誤、矛盾、剽竊，還有混亂的標點符號，都使得中國出版商刊發的產品黯然失色。即使那些錯誤被明確指出，在利欲熏心的廣告商發給讀者的促銷材料中，這些錯誤仍然沒有改正。周全平指出，廣告的功能曾經是向人們展示商品的真正價值。但虛偽的商人將其扭曲，來「擾亂社會上的耳目」。根據廣告的說法，沒有什麼書不是優質的出版物，並且，「正因為此，你買我買大家買，但我們都不會說這種不好的東西吃了以後會肚子疼；如果人們把它帶回家後才發現這不好，即使不吃它，但這本書也已經賣出去了。而從你身上賺錢的目的早就達到了。」

文化街的出版商最惡劣的行為是他們對作者的無情。周全平提到：大家都知道工人被資本家剝削，這看起來極不人道，但作者的境遇又如何呢？根據周全平的發現，印刷一本書的成本只是其零售價的三分之一。他還說，當印刷公司大量印刷時，他們的成本會降低。便宜的紙張和裝訂，進一步降低了他們的成本，但商務印書館或中華書局的作者只能得到百分之十五的版稅。發行所增加的成本不會超過百分之二十，而如果是直接銷售，這部分成本就根本不存在。周全平表示，出版商將收入的其它部分統統納入囊中，這一比例可以高達百分之五十。

正如在關於教科書市場競爭的討論中看到的，特別是在 1924 到 1928 年之間，也就是周全平寫作期間，就有同時期的事件佐證他的批評。但他的評論也很抽象，沒有時間特徵，與二十年前吳沃堯的觀點十分相似。吳沃堯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一書中，也批評了中國的出版商，特別是他們大發國難財。對於中國面對的危機，吳沃堯提出的解決之道是生產「有用的書」；與之類似，周全平也針對以商業為驅動濫用知識的問題提出了解決方案。然而，他的方法暗示了對上海出版業初期的懷念，那時候印刷資本主義尚未變得如此有強有力、無差別地一味取悅讀者，將產品向任何一個有錢的人推銷。

為了糾正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罪惡，周全平呼籲重新使用兩種出版方法，這兩種方法對於 19 世紀 80 年代的早期印刷資本家和他們文學界的前輩而言，是非常熟悉的。一是預約法，與徐潤及其之前很多文學界的出版商所採用的系統類似，這在出版物印刷之前提前出資。第二種方法，周全平稱之為貸款法。這涉及某種形式的自我出版，通過一些朋友組織一個印刷機構，並向作者提供貸款，來幫助他出版和傳播他的作品。他提出，這個出版機構只收取少量的管理費用。

周全平對技術如何改變中國出版業不感興趣，或者是他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矛盾的是，既和其他很多批評文化街的知識分子類似，也和文化街的助推者相似。和他們一樣，周全平也有着書蟲慣有的目光短淺的問題。有些問題，例如，印刷機等機器該在哪裡製造，誰該為他們支付費用，這些機器該如何保養等，並不在他的視野之內。周全平把這些問題留給了其他印刷商，如賀聖鼐（活躍於 1920、1930 年代）等人。正是從這些印刷商眼中，我們了解到之前提到的中國古登堡革命。我們知道，只有少數但有影響力的中國知識分子，從純粹關注知識分子的文化，走到了也關注物質的文化中，二者的相互作用對中國的現代化產生了影響。然而，即使是這群知識分子，也沒能從印刷業的角度看問題。

文化街印刷業運作的精英批判［sic］

中國西式印刷業工人在 1917 年，1925 年和 1927 年組織的罷工與在費夫賀和馬爾坦所見的歐洲印刷史有相似之處。下文會再次提到費夫賀和馬爾坦。他們將印刷商描述為歐洲最早的資本家，而印刷廠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工廠。那麼，可以得到推論，工人就是早期資本主義體系的受益者，同時也是受害者。費夫賀和馬爾坦也從貴族社會觀點的產生與溝通，以及這些觀點對於保持沉默和不識字的人的影響的角度，闡述了他們對於印刷出版史感興趣的部分。

其他歐洲史學大家，例如羅伯特·達恩頓（Robert Darnton），追隨了費夫賀和馬爾坦的邏輯。達恩頓在論文《工人暴動：聖佛倫賽接的貓大屠殺》（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éverin）中，提及的早期當代法國印刷商已經為眾人所熟知。而在 1789 年法國大革命，1848 年德國革命和 1905 年俄國革命中也都出現了激進的印刷商。Paul Chauvet（保羅·肖維特）描寫了法國大革命，Noyes（諾耶斯）描述了 1848 年德國革命，查爾斯·A·路德（Charles A. Ruud）描寫了先進的前布爾什維克俄國印刷出版商。這些書籍都把圖書印刷商描述為「工人階級中最具智慧的」。法國，德國，俄國，以及現在中國的這四個案例，不僅是出版業和出版商的故事，也是印刷業和印刷商的故事，都反映了鮮明的革命政治背景。

在上海印刷工人罷工後五年，湖南長沙的印刷工人也抗議了。在希爾法（Linda Shaffer）看來，參加 1922 年長沙罷工的鉛字印刷排字工和印刷商「完成了在 19 世紀之前，未曾在中國出現過的工作」。但是，希爾法寫到，長沙在 1922 年已經擁有 13 座現代印刷廠。早期工人領袖毛澤東（1893—1976）在 1920 年組建了一個新式的，基於階級的印刷商工會。希爾法引用毛澤東的傳記作者李銳（1917—　）來評價時任工會秘書的毛澤東「非常熟悉印刷商的生活，也熟知他們的問題」。1922 年 10 月 22 日，罷工兩天之後進行了調停。而領導工會調停的，正是毛澤東。他深知，無論是通過上海進口還是在本地製造，新產業都依賴於掌握西方技術的中國技師。

國民黨在早期的意識形態傳播中初步了解了上海印刷業的價值。柯博文（Parks Coble）指出，在 1920 年代早期，「孫中山控訴了『自私的資本家』，並要求國家控制中國大型企業的業主。」孫中山去世後，在 1927 年，國民黨也研究了印刷商在城市無產階級中的領導作用。在 1928 組建新的國家政府之後，正如我們所知，國民黨政府開始尋求控制出版商和印刷商。

柯博文認為，國民黨甚至在 1928 年之後，基本上還是反資本主義的。在南京設立新的首都之後，國民黨開始尋求控制上海的商業和政治出版商。他們在新首都發展出一套商業競爭規則，使得出版機構都處於他們的直接控制之內。意圖使新首都取代上海和文化街，成為中華民國的印刷業中心。同時，從 1918 年在中華書局安插人手開始，國民黨在上海的大型出版公司的董事會中安插他們自己的人手，以控制出版商，從而控制印刷商。

儘管罷工可以被鎮壓，孕育罷工的環境並沒有消失。到 1920 年代早期，中國印刷商已經因為機械化的日常工作和馬克思主義而變得激進。馬克思主義印刷工人們認為是極其民主的思想。馬克思主義並沒有讚揚維持經濟運作的資本家，而是讚揚了操作機器的工人。自從 1814 年蒸汽機被用來印刷倫敦的《泰晤士報》，印刷機就成了公共交流中最重要的機器。操作印刷機的工人在中國變得十分重要。所以我們必須回顧印刷業資本家與無產階級印刷工人之間的兩極分化。當階級矛盾在上海於 1917 年，1925 年和 1927 年反覆爆發之後，資本主義體系自身的弊病開始顯現。

從 1928 年到 1937 年，國民政府的部長、印刷商和出版商鼓吹商業和產業集中化的模式。這迫使上海的出版商面對陌生的政策集中化格局。也許是因為國民政府和上海印刷業資本家對於印刷工人成功的聯合管制，茅盾（1896–1981）是知名的商務印書館編輯，共產黨創始人，作家。他在自己小說的最後一個章節中描寫了 1930 年代上海印刷業和出版業工人的生活狀態。這使我們能很好地了解當時的情況。茅盾在 1930 年代的作品第一次發出了有文化的印刷業無產階級工人強有力的聲音。這體現了對於印刷業在資本主義體系下產生的新興知識階級的心理衝擊，起碼是對其中的重要成員、茅盾本人的心理衝擊。

茅盾在 1930 年代出版了兩次介紹上海印刷和出版業的故事，第一次在 1932 年，第二次在 1938 年。吳沃堯（1866—1910）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討論了後帝國主義時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經濟。茅盾寫的故事正發生在印刷資本主義工業化的時代。茅盾是編輯，所以他的故事能出版並不奇怪。對於茅盾來說，吳沃堯小說中沒有提及的印刷工人甚至更加重要。正如同時代的賀聖鼐等人對於印刷技術的探索標誌着新中國意識到物質文化對於建設現代國家的重要性，茅盾的故事也反映出社會廣泛地意識到這些新工人對於建設現代國家的重要性。即便茅盾在回憶錄里說，編輯社的領導行事風格更像舊政府的官僚，但是他的故事明確告訴我們印刷廠並非如此。

茅盾的短篇小說《右第二章》的故事背景設定在 1932 年，日軍攻擊了商務印書館位於寶山路的工廠。小說辛辣地諷刺了以在商務印書館擔任十年主編的李先生為代表的軟弱的知識分子，並描寫了與之完全相反的隔壁鄰居，勇敢的排字工以及他無私的愛國同事。無產階級印刷工人不但是茅盾小說的中心，也是最令人欽佩的角色。

1932 年 1 月 28 日商務印書館大樓被焚燒之後，這些反抗日軍的印刷工人火速趕去搶救，而李先生卻躲在家裡。首先，當日軍爆破隊組織另一次針對商務印書局和其閘北區鄰居的攻擊時，李先生和阿祥討論第一次攻擊。茅盾把李先生和阿祥形容為「因為都處在出版的陣線上，所以才交談」。事實上，由於商務印書館等級森嚴，他們在這次攻擊之間並沒有交談過。即便阿祥既是鄰居又是同事，但是一個人是編輯部的紳士，另一個只是出版社的工人，兩人從沒有見過面。他們的命運因為日軍的襲擊而在瞬間交叉，又立刻分離。小說的結局中，阿祥和他的朋友，另一個排字工，志願加入抗日隊伍；而李先生憑藉商務印書局預付的養老金，攜家人住入法租界。不考慮時代，中國作家似乎喜歡使用相同的詞彙來描繪出版界的編輯。茅盾筆下的李先生是商務印書館的編輯，代表了無能，好算計，有辱斯文的偽君子。與《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不同，《右第二章》從積極的視角描寫了無產階級印刷工諸如李先生之流編輯的書籍的故事。

《右第二章》出版後四年，茅盾在一篇反映上海出版界的科學，技術和創新意識的小說中重新回到這個主題。在 1936 年，文化街上由前商務印書館編輯章錫琛（1889–1969）創辦的開明書店為面向青少年的新雜誌《新青年》向茅盾約稿。出版《新少年》是為了與商務印書館的《兒童世界》競爭。雖然茅盾一開始拒絕了，他最終還是寫了《少年印刷工》。這是展現上海印刷界局部的第二篇小說，與現在書籍中討論後帝國主義和現代中國印刷出版業的主題相呼應。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於卡忒（Thomas Francis Carter）關於中國印刷業發明的書的影響，上世紀 30 年代的上海出版商也開始寫西式印刷發展之前和之後的工藝史。他們的興趣也反映出，有更多的普通人關心中國科技的現代化，而這可以追溯到洋務運動（1860–1895）。在茅盾的回憶錄里，他表示他的小說的目標讀者是接受過高小或初中教育的年輕人，還有學徒、童工和侍者。這些年輕人可能都受過一定教育，但又被迫輟學，而這往往又是因為家境艱難。這些年輕人需要找到一些養活自己的手段，而 1930 年代的教育價值觀也往往對技術工人有偏見。《新青年》的編輯是茅盾同時期著名作家葉聖陶（1894–1988），直到那時，他也還兼任商務印書館的編輯。除了取悅讀者，茅盾的小說也為了和葉聖陶的試驗一致，試圖利用他們的期刊來使科學知識影響年輕讀者，並介紹關於印刷的技術知識。葉聖陶的努力代表了在 1930 年代，通過文學的途徑來促使受過科技教育的年輕人產生建設更好的國家的理想。

茅盾筆下的一群青少年可能是在茅盾在商務印書館工作時所了解的。和《右第二章》類似，《少年印刷工》的背景是 1932 年日本侵華之後的日子。書中提到了一個名叫趙元生的男孩，他父親的店和閘北區很多小的機器廠一樣，因戰後經濟崩潰而破產。在第三章里提過，這些小廠商都是依靠商務印書館生存的。趙元生很有天賦，很有理想，但他被迫從中學退學。通過閱讀，他了解到有的外國人雖然貧困，但還是成為了發明家。然而，讓他最受鼓舞的，是一名當時仍然健在的上海發明家，資助了一家著名的電扇公司。

很快，趙元生在一家造紙廠找到了工作。他相信他在每個月掙六元錢的同時，還能學到機械和電的知識。回想起中國在很久之前發明了造紙術，再看看眼前荷蘭製造的機器，趙元生感到非常失望。很快，他就厭倦了每天清點紙張的工作，便辭職了。他的父親迫使他去餐廳當侍者，因為這樣他就能穿着光鮮的衣服，和上流人士打交道。父親說，相比之下，工廠里的工人在粗人中過着骯髒的生活。茅盾清晰地寫出了這個男孩的父親對於技術工人的蔑視，這反映了對體力工人或技術工人根深蒂固的偏見。趙元生拒絕去餐廳當侍者，他更喜歡「伺候機器」，而不是伺候買辦和外國人。他讀過關於當地發明家的書，並且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為發明家。

最後，他的姑父建議他去一家小的印刷廠當學徒，因為這樣就可以學排版。和明精機械廠的學徒一樣，他們希望能自己做生意。他的姑父也認為，逐漸掌握印刷技術可以讓趙元生有朝一日能開辦自己的印刷廠。而趙元生自己也喜歡讀那些剛剛印好的新書。

這家印刷廠位於一間兩層四間的舊民房內，同文書局和商務印書館也是在這樣的地方開始的。這裡有五六個機架，只有一台手動打印機。開始工作後，趙元生髮現他要和另一名學徒一起住在廠房的底層。這一點也和明精機械廠十分相似。趙元生還遇到了一個老工人，「老角」，他接受過 1927 年大革命的洗禮，這清晰地指向國民黨政府對商務印書館印刷工人的影響，後來，日本的侵略毀了趙元生的家。

趙元生通過觀察，漸漸地知道了怎樣排版，怎樣印刷樣張，也學會了其他印刷操作。這段時間裡，使用手工雕刻的鉛字印刷的小印刷廠，使用的技術大概可以追溯到 1815 年左右澳門的彼得·波林·托馬斯（Peter Perring Thomas），發展成了塞繆爾·戴爾（Samuel Dyer，1804—1843）於 1838 年在檳城改進的銅矩陣技術。老角還像趙元生介紹了用於印刷外語的自動鑄字機鍵盤。他還說，可惜能用來印刷漢字的機器還不多。趙元生的發明家之夢被再次點燃，他夢想能發明一台這樣的機器。老角去了一家更大的印刷廠，趙元生也去了。他的另一個夢想，也就是能在一家大的機械化的印刷廠工作，顯然即將實現。

茅盾的兩部作品表達了同樣的擔憂，布洛克在對技術史的評論中也暗指了這種擔憂。關於技術的小說，和技術史類似，應該展現社會價值的重要性，不管是繼承而來的還是在機械發展的選擇中新獲得的。對於茅盾而言，這些價值從對「紳士」編輯李先生及其編輯和知識分子地位的專註，擴展到他對技術和發明的興趣，而這種興趣是由趙元生反映出來的。對於趙元生和茅盾的讀者而言，機械，特別是機械化的印刷廠，可以印刷圖書來豐富人民的科技知識，這對飽受外憂內患折磨的可憐人來說，無疑是一座燈塔。

對茅盾和毛澤東而言，使用平版印刷術和凸版印刷的現代印刷，使得上海乃至全國的現代印刷業從傳統印刷業中分離出來。茅盾和毛澤東很可能都意識到，如果沒有西方印刷技術和工業化的大型印刷公司，就不會有數千名現代工人，也不會有過剩的新式書籍，這些工人也不會從這些書中學到科學、技術和民主。同時，他們也都認為，到 1930 年代，西方印刷技術已經在很大程度中國化了。

茅盾的《少年印刷工》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旨在通過尋找模型和學徒，揭示在夏瑞芳那個時代的人眼中，現代印刷技術的神秘性。這是為了解釋印刷技術作為技術和社會體系，是如何發揮作用的。雖然，和毛澤東一樣，茅盾認識到，這是適應了中國的外國技術，但是鑒於它在推動現代思想上的重要性，這些技術被視作中國現代思想的產物。政治、正式的學校、圖書館、公眾科技教育、發明、市場、愛國工人、印刷技術、印刷廠和印刷公司，交織在了茅盾 30 年代中期對中國印刷資本主義的觀點中。除去其中的資本主義，這能存活於新中國的小說創作中，展現了以上海為基礎的印刷資本主義對現代中國思想的影響。茅盾的小說確實激發了這種表達的動機，知識分子的覺醒，道德高尚的印刷商形象後來被重新塑造，例如，高雲覽（1910—1956）的《小城春秋》和楊沫的《青春之歌》。

雖然 1930 年代的中國人從文化街出版商豐富產出中獲益，這些出版商也越來越多地被認為是當時社會政治體系的一部分，在這麼大的國家中，這一體系造福的人太少。在《戰時》中，茅盾自己作為上海印刷資本主義中的一員，只是含蓄地批評了資本主義。然後四年之後，他出版《少年印刷工》的時候，通過歌頌蘇聯，他的批評變得直接了。茅盾的作品頌揚了技術、發明、書籍、工人，和大型工廠。同時，也反映國民黨時期的市場無法接觸到所有本可以從這些進步中獲利的人，資本主義及其包含的商業，被認為是不可分離的。在這種批評中，茅盾將自己與中國在書中批判商業的傳統聯繫了起來。茅盾的作品對《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進行了新的批判，也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出現的對文化街的批評。這些批評最終讓中國大多數知識分子對印刷業感到安心，其中包括張元濟，他在 1949 年非常樂於接受新政府。

最後，在讀完中國印刷文化的精英批評、印刷商業和印刷資本主義之後，讀者往往會思考，從 1909 年吳沃堯開始批判，到二三十年代周全平和茅盾出版他們的作品，此間，中國書商模糊不清的定位是否發生了變化。然而，通過所有這些對傳統印刷商和上海印刷資本家的評價，從行業內外，從消費者以及與他們相互影響的政府的角度來看，一個重大的轉型清晰地顯現了出來。

在中國的印刷資本主義之下，書商所依賴的技術基礎，以及後來在印刷共產主義之下，他們所再次依賴的技術，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西方印刷機和其它機器被中國人選出並進行改造，以達到中國的目標。對於這一重要民用技術的追溯，很多中國人都認為這是古登堡實現的，並且甚至可能幫助激發教育的努力，來提醒其他人關注技術帶來的各種好處。最後，允許多種外國技術進入中國。與此同時，利用西式印刷機印刷的新式詞典，《辭源》（商務印書館，1915）和《辭海》（中華書局，1936—1937），造成了很大的影響。它們在飽經戰火的中國甚至能去往最偏遠的角落，這也從物質上證明了上海印刷資本主義的話語和思想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