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木板印刷到机械时代：

以下节选自原书「序」部分，2014 年 11 月 11 日更新。

1949 年 3 月，当毛泽东从他住过十个月的疏远村庄向北京出发时，随身携带了 4 份文档。包含了：《史记》（著于公元前 100 年）和《资治通鉴》（著于公元 1050 年），两部不断被历代皇帝、政治家、雄心的侵略者所研习的著作，及两部现代汉语辞典，《辞源》（首印于 1915 年，商务印书馆发行）和《辞海》（于 1936—37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如果称前两者是中国长远印刷文化上不断再版著作中的必备部头的话，后两者则标志着两家工业化后的出版社在文化和政治上的重要性。结合着其他以上海为基准富有创新意识的印刷和出版同行的智慧，这两家出版社梳理并标准化了现代汉语及它的相关思想。毛和其他同仁，在过程中都不约而同的使用了由约翰·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延展出的西方出版及印刷技术。

曾经组织过印刷工人工会的毛明白，如果不了解古腾堡于 15 世纪发明的复杂且革命性的技术，现代印刷与出版将是一场空谈。古腾堡革命的根本之处，在于流程化的操作方式，而金属活字和印刷机的使用实现了文字复制及规范了印刷工艺。这种新的技术极大影响并促进了其他临近国家的印刷技术。同时，古腾堡也革命了社会和商业的关系。世界上第一个有着明显阶级色彩的资本主义企业——印刷厂，也在随后诞生。

在毛执政期间，中国，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仍然尝试着掌握古腾堡技术。但与他们不同的是，中国与古腾堡革命影响下的西方文明与物质文化的复杂关系依然鲜为人知。一些学术研究指出中国现代文化界倾向于关注 1860 年后西方的教会学院，使 1895—1949 间的中国改革了其教育系统，又或者是其影响了 1895 年后的中国政治理念。但很少有人研究物质文化，特别是信息传播技术——它就算不是全部，也很深地推动了文明的变革。以上海为主的印刷和出版业欲助 20 世纪的中国取得富强的国际地位而向新的受众传播文字，观点及思想。而这正式本书的侧重点所在——帮助人们认识这段被忽略的历史。

广义而言，这本书着重于 1876—1937 年里，上海社会物质与精神文化间的相互影响。这也是更多中国人投资并使用资本密集型的西方印刷技术的年份。以上海为中心，现代印刷的实际功能性对全国影响颇广。从物质到精神文化，从印厂到出版社，以及从出版社到政府实际行动的连锁发生，为本书提供了撰写的架构。印刷与出版一起，形成了以知识为导向、融合了传统中国文学底蕴的现代机械工业的微观经济，同时也促进改善了企业的经营方式，行业交流协会及对专利的保护。从传统木版印刷到西式机械印刷的演化，是传统中国印刷与商业活动向现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转变中重要的部分。

从木板印刷到机械时代：
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及印刷资本主义

近年来，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及印刷资本主义——这三个概念极大地影响了史学家如何去了解精神和社会语境下的国家发展。其中，印刷文化是最容易理解的。在此研究领域中，极具地位的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指出，「印刷文化」这个概念深深植根于欧洲史学活动，用来理解古腾堡革命影响早期现代欧洲社会。反观中国，研究印刷文化一般要追溯到比古腾堡诞生早了近八个世纪的木板印刷和它的影响。木版印刷出现于唐朝（618—907）的早期，经过了宋代（960—1279）、元代（1279—1368）、明代（1368—1644）的发展，于清代（1644—1912）到达高峰。无论广义上的意思，还是 Chartier 相对狭义的解释——「因新形式的文字或图片制作，诞生出一系列的新手法」——印刷文化的编年史都改变了中国社会及文化史学家对国家精神文化的看法。

西方对中国前现代的印刷文化，主要着眼于研究官方非商业的部分，以及分析私人商业出版的景象，另外这两个领域的关系也是人们讨论的热点。官方非商业的出版物高度支持了帝国理念的正统性。众所周知，朱熹（1130—1200）对经典汇编成《四书》及评注。这些经典到了元代和清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核心课程——直到 1904—05 年才被废除。这种以才干贤能选取的制度，使清代的中国更广地促进了印刷与出版系统，领先于欧洲贵族体系下古腾堡时代。在一份出版总量统计中（其实低估了实际书本流通的状况），钱存训发现「有 253,435 份文档被记录于从汉代（公元前 206 年至公元 220 年）至 1930 年代的历代书目和其他文献中。当中 126,649 份印制于清朝。」而这些出版物主要面向在科举中成功并获取机会治理国家的识字群体。

晚期帝制中国，印刷读物的全国受众很广，并不局限于科举类读物。有一种观点认为，在 18、19 世纪的中国，男性中 30%—45% 的人和女性中 10% 的人识字。据此观之，19 世纪中国 4.5 亿人口中，或许半数的人都可相对顺畅地阅读。也有些人认为在晚清的中国城市人口中，平均识字率为 20%–25% 之间，即存在着 9 千万人到 1.1 亿人的阅读群体。他们之中，个别是官员，但大部分也都对科举课本、课本里面重农轻商的思想、以及其他读物有所熟悉。

在北京和地方，朝廷制作着成千上万份精致的百科全书、经典、历史、文学及学术书籍等宫廷出版物。与此同时，那些类似「非盈利」的文献出版机构和学者也都相径效仿。横跨清朝这段时间中，私人藏书家们共建立了多于 750 间书院。独立学习、书籍收藏、公益印刷及出版也在那时被认为中国精英阶层的生活内容。契合这种将出版视为文人学士的公德追求的普遍观念，他们纷纷制作书籍，既出于对学识的热爱、对过往传统的敬意，也藉此获得他人的尊重。孙从添（1680—1759）在他所著的《藏书纪要》中对此有所感言，「书是世间中最珍贵的宝藏。在书籍中我们学会了甄别人性中的好与坏，人情世故的强与弱。在我们的世界里，只有博览群书的人才能『改善自己』，从而『管理他人』。」

如果印刷文化提供了理解中国文人精英生活大概的架构，那么「印刷商业」则能让我们跳出宫廷以及官方的非商业、反商业的思想局限。近年来，学者们陆续发现了在晚清从数量可观、到规模巨大的商业印刷行业，区别于驰名的精英宫廷和慈善性质的出版人和文人。例如贾晋珠（Lucille Chia）研究了从宋朝到明朝，延续了的 6 个世纪的福建建阳的商业出版业。卜正民（Timothy Brook）、高彦颐（Dorothy Ko）和周佳荣讨论了印刷商业在明末清初的精神与文化效应。魏爱莲（Ellen Widmer）研究了 1620—1690 年于苏杭以市场为导向的印刷厂——「还读斋」。包筠雅（Cynthia Brokaw）则描绘了 18、19 世纪福建乡下的印刷商业。傅凌智（James Flath）也调查了中国北方年画行业适应 19、20 世纪历史转变的过程。

这些文献说明，明末之后蓬勃发展的全国经济，刺激并引导了印刷品的商业活动。此期间，全国上下的印刷商业都较为分散，暗示了早在上海古腾堡革命下的印刷、出版及市场推广系统之前，书籍市场就已经存在了。在明朝中期，重要的文人出版及市场推广中心都设址在两个首都——南京和北京，于此同时还有杭州、徽州和建阳。明末清初期间，精英阶层的贸易往来有意的向长江下游的上海西部推移。苏州同杭州、南京、扬州一起，成为了 17 世纪的文化重镇。

18 世纪末，当北京琉璃厂的书市出现时，对文化的关注开始北移。到了 19 世纪初，琉璃厂区作为宫廷的古玩、绘画、书籍市场已经驰名全国甚至整个东亚。轻商的文人价值观虽然与蓬勃的市场经济互相对立，但两者相互之间的社会关系并没有过分撕裂。从某位书商的墓志铭中可以看出，琉璃厂的这种繁荣似乎不能仅仅归功于鉴赏家。这份铭文揭示了公众将金钱利益正当化的逻辑，也即将其视为社会因追求学识而自然生出的副产品：

至于和百姓交易书籍，我们没有计较利益太多。如果我们觉得书籍有价值，则会给予对方十两银子。然后再以稍高的价格卖出。如果我们收到的书不太值钱，我们也会卖得比原价稍贵。这样对长远的考量，我们赚得会更多。「我们希望赚钱从而养活自己。我们喜欢利益，同时也让对方得他们的好处。谁不和我们一样向往利益？但如果只着重于利益的话，货物也不会流通，也等于丧失利益了。」

1870 年期间，令人敬畏的英国大使阿利国爵士 (Sir Rutherford Alcock）拜访了琉璃厂，确认了这人口稠密世界帝国的核心存在着大量的私人商业印刷。

尽管琉璃厂已成功地成为帝国最大的书籍销售地，但居高不下的破产率问题，也长期困扰着它。上述铭文中对于金钱利益的混杂态度，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条线索。即便营利不是琉璃厂及其它精英书商、出版商的存在理由，但利润依然是书商生存的必须品。在琉璃厂出现的第一个世纪，不确定的供应系统，有限的高质量版本，盗版以及顾客品味的变化都一度使书商、出版商接近破产的边缘。但到了 19 世纪末，上海这个曾经的文化荒漠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已经超过了破产本身。得益于知识和技术力量的重新洗牌，上海在 20 世纪初的十年里，成功地边缘化了北京及中国其他出版中心。

由此，商业视角改变了我们对唐朝以后印刷文化只是宫廷出版副产品的看法。这一改变，为朝廷官宦的道德经济及其印刷文化赋予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物质语境。并且，它也暗示了书籍、甚至只是一本书或别的什么印刷品，都同时可以成为道德价值的载体及金钱价值的物质化对象。之于前者，书籍提供了实质的洞见和影响行为的功能。之于后者，书籍产生金钱价值，使得不管是谁获得它们，都可以将其转成不同的物品。当上海将西方的科技与中国的印刷文化、商业相结合的时候，这些特征及特点被提升了好几倍，这一现象一直持续到 19、20 世纪。

与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相较而言，「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常常紧随着关于欧洲印刷文化的讨论而出现，但在关于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影响还不太大。从某种程度讲，这一缺失反映了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术语天生的不确定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最先推广了这一术语。或许因为这个术语只是用来服务他自己的主题——民族主义——所以安德森从未明确地为其下定义，就算在自己书中的「概念与定义」章节里也没有提及。但可以大致推断，安德森所言的印刷资本主义，朴素地指涉面向大众读者去生产商业化、世俗化、非官方且非慈善的文本制品。然而这一定义在历史层面非常地不精确，因此可能很轻易地被套用到至少始于宋朝、直至晚期帝制中国的漫长的书籍制作史之上。宋朝以来的九个世纪中，匠人们雕刻木板并以之印制了各种各样的世俗化且非官方的书籍，然后以商业化的形式流通于全中国。但是，这种基于匠艺的手工书的流通，并未形成印刷资本主义。

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预示了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概念，他们发现，欧洲的印刷厂是世界上首次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我们今日所言资本主义的许多要素，实际上在古腾堡时代已经已经广泛存在于西方社会中。然而直到 19 世纪晚期，这些元素才聚合成一个连贯且可复制的国际模式。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作为第一个严谨剖析现代生产模式的人，着重关注那些确立了此后所谓资本主义的经济及社会关系。但同时，他也像马尔坦和费夫贺一样，认可技术是资本主义体系的关键组成部分。特别地，马克思指出，机械的发展标志着工业革命的形成：「直至今日，［技术］始终作为这样一个起始点，将某项手工艺或手工制造，转变为一种机械化生产的工业。」

此书所讨论的印刷资本主义，是机械化进程在印刷及出版行业中的具体分支。因此标志着印刷资本主义出现的，并非是手工艺形式的商业化、世俗化、非官方及非慈善的印刷品，而是这些印刷品以一种机械化生产的工业形式被完成。史学家们已经越来越重视商业、甚至工业在晚期帝制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但很少有人能像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那样，极其精准地指出中国商业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断裂。在对中国 20 世纪早期的中产阶级研究中，白吉尔指出：「资本主义的萌发，既不是来自于市场的繁殖，更不是市场或多或少的有机整合，而是将机械化生产引入高度商业化的社会。」此外，她进一步指出机械化生产为中产阶级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同样的，我认为机械化生产提供了物质基础，从而使印刷资本主义的出现成为可能。此外，中国印刷资本主义需要营运资本和有规模的市场。资本的获得通过合资有限公司及上海的现代银行——这两种组织机构借鉴自西方，与中国强烈家族化的企业形成鲜明反差；然而大型市场仅存在于上海之外，这使得上海的出版商在经济上依存于全国性的客户，由此销售它们的新产品，特别是课本、学术著作、参考书籍等等。这些主顾受当时动荡、多变的政治体制所管辖，位于通商口岸的范围之外。对生产印刷制品所需的智力及加工的投入进行保护，是印刷资本主义流程中重要的一环。同时，某种新型的技术型劳动力被附加雇佣进来，以此建立比传统印刷商家长式管理更为稳固的专业化管理领导层。

直到今天为止，中国学者给予印刷资本主义的关注不高，采用了西方科技而很大程度改变了印刷行业也同时鲜有人关注。唐朝时期的木板印刷在晚清时，散布于全国。传统上讲，木板是由可大量获得的处理过的梨、枣或者梓木所制成。在宋朝期间（960—1279），木雕手艺已然高度发达，雕刻家可以在楷书的形式内，模仿出某种独特的书法风格。三个世纪之后的明朝，一些木板印刷技术的创新也融入到先前的技术中，比如三色印刷。而那时的板刻技术也已经遍布全国，书籍印刷涵盖了更为广泛的品质及风格类型。到了 19 世纪，木板雕刻工艺得到了广泛传播及简化，由此在印刷生产的下游，文盲的女性及儿童都可被雇佣来完成任务。木板印刷工艺本身比木板雕刻更简易，因此它传播更广。在每次的制作中，通常将一张由南方竹纸——比如「连史纸」——覆于上过墨的木板之上，并用「长刷」或「擦子」刮刷，令水性的中国墨汁转印到纸上，然后剥离下来再悬挂晾干。印刷中所用的通常是粗制工具，通常本身就易于获得，或者也很容易从其他工具改造而得。

19 世纪的科技转变不单单创造了印刷资本主义崛起的语境，也使中国出版业的版图发生了变化。确切来说，木板印刷在 19 世纪继续延续了其生命，但到了末期，上海毫无争议成了中国的印刷中心，最主要的原因是那里引进了最新的技术。林培瑞（Perry Link）指出，这项革命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生长，同时令商业导向的读者市场的扩增成为可能。李欧梵（Leo Lee）和黎安友（Andrew Nathan）将上海追溯为中国大众文化和现代出版工业的源头。他们观察到，1895 年之后，政治新闻和新思潮「几乎都仅以印刷制品」及现代期刊的形式送到中国人的手上。

西方技术史学家丹尼尔·希德里克（Daniel Headrick）和著名中国印刷史学家张秀民，曾双双将印刷制品称为「西方帝国建设的庶民工具」。在 20 世纪中国文化生活及国家构建的多项重建事业中，销路大好的上海出版商也确确实实地将其转变最有效的设施之一。在本书中我们将会看到，中国的现代性具有多面性，而非遵循某一直线发展。本书将针对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两组对立面的认识提出问题，并向读者展示它们建设性地相互合作，而非适得其反地相互对立。

20 世纪早期的上海期刊，所产生的智识影响力自然不可否认。然而，自 1895 年起，各类书籍——特别是教科书和参考书籍，连同小说及社会科学作品——在长期塑造中国人的观念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期刊。事实上长期以来，教科书的受众比期刊更广，传达的讯息也更稳定。因为致力于扩大读者群，上海的综合类出版社——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不得不在印刷及出版商中充当技术先锋。相较于松散的传统出版生意，上海书籍出版商赖以领先全国知识水平的技术基础，赋予了它们压倒性的工业优势，这也是其他出版中心所无可比拟的。

在重新定义印刷及出版并将它们集中到上海的过程中，新型的外来机器显得如此重要。尽管如此，在新技术袭来之时，旧有的中华文化价值观及行为方式依然得以保存。戴仁（Jean-Pierre Drege）在商务印书馆的创业史中强调，与西方同期的出版社不同，在 1949 年前的中国，编辑、印刷和发行三项职能都聚集在同一出版集团的屋檐下。他同时提醒我们，文人学士非营利的道德理想，对现代上海出版商的影响同样重要。戴仁还强调，「在［中国的］出版业中，存在着两个［……］基本的要素——理想与商业，如何对两者进行调和，是出版社建立声望的重点所在」。这与费布尔和马丁对西方后古腾堡时代的出版商所持的看法大相径庭；他们认为，作为早期的资本主义者，西方出版商主要依赖的就是机器。在此，戴仁暗示了传统价值观在现代中国出版的商务实践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力。本书将进一步扩展戴仁的结论，展示传统主义印刷文化的思想方法，如何对现代工业化的印刷资本主义者的决策，产生持续性的影响。而正是这些资本主义者，引领了晚清及民国时期领先的出版公司。

晚清和民国上海的印刷及出版界，描绘了一幅三个世界融合的景象——中国印刷文化，商业，以及资本主义。借由一项以机器为基础的产业，上海将文化同商业联结起来。这为我们今天研究文化与商业之间的相互影响，提供了理想的设定。没有其他任何的文化产业可以像出版业那样，如此接近中国精英的自我认同及国家政体的核心所在。正因如此，几乎没有其他任何的中国国有产业，可以如此迅速地现代化。也因此，在 1920 及 1930 年代中国有文化的人群中，古腾堡其本人成为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形象。

以下为 2014 年 12 月 2 日更新。

古腾堡在上海

约翰·古腾堡的的遗产，以文字设计、印刷社以及印刷机等种种形态在 19 世纪的上海出现。然而，直到 1920 年代中期，古腾堡本人在上海仍不太为人知晓。他后来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此后公众对科技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视，也折射出工业化生产的书刊获得了广泛传播。在中国第一部现代字典中，即由商务印书馆发行的《新字典》，古腾堡的名字并未出现。同样，他也没有出现在商务印书馆在 1915 年出版的《辞源》中，以及同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大字典》。尽管如此，自 1716 年《康熙字典》以来这三部最重要的现代字典，所使用的印刷技术均可追溯至古腾堡。

古腾堡的传记在这些参考文献中的缺失，反映了一套古老的文化惯例。但这套惯例从 1920 年代已经开始改变。传统的传记（「传记」「列传」）通常专注于传统的中国官员、艺术家和作家的公开成就上。古腾堡既不是儒仕、画家或作家，又作为一个外国人，属于一个对中国传记作家来说少人问津的群体。甚至是中国自己的博物学家、科学家、发明家也很少被 20 世纪初的辞典收录，更不用提更早期的出版物了。但到 1920 年代中期，来自「外国的」历史学类别，如科学、技术、发明和发明家，以及重要的西方历史人物，的确开始出现在中国的出版物中。

1920 年代中期到 1930 年代中期，中国经历了一段调整期，此后的传记作品开始关注一些新近的重要主题，比如个别科学成就的达成，有益公众的技术成就，以及工人阶级的创造力，等等。到了 1930 年代，古腾堡的形象开始出现在大众读者眼前，陈旧的道学开始与新兴的社会焦点融合。有时候，这些主题也用来强调中国长久以来对世界科学和科技文明的贡献。

古腾堡的名字最终出现在了中国关于印刷史的讨论中，只不过，语境是为中国在世界印刷史中的贡献而据理力争。这样的讨论反映了卡忒（Thomas Francis Carter）的比较史经典《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The Invention of Printing in China and Its Sptead Westward, 1925），在当时中国的即时影响。卡忒的论点强调欧洲现代最重要的技术源自于中国，受到这个论点启发的中国人开始强调中国在世界科技历史上的中心地位，尤其是在印刷历史上。

例如在 1927 年，上海知名记者戈公振（1890—1935）在商务出版社旗下，发行了中国第一份关于新闻的近代史（译注：即《中国报学史》）。戈公振的著作表现出在这个时期中国典型的的防御姿态。当讨论到印刷的艺术时，戈说：「西方人把德国的古腾堡做为文明的始祖，孰不知他的活字印刷发明已有 500 年之晚。」戈公振还说，实际上，「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入西方的技术之一。由美国作家卡忒撰写的《印刷在中国的发明》一书就有详细记录这一点」。戈公振的民族主义态度暂且不谈，他对卡忒著作的引用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开始确认印刷技术作为中国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元素。

在戈公振的书出版四年后，商务印书馆的彩色印刷主管贺圣鼐写到，中国印刷技术在 8 世纪最先传播到日本，最终传到欧洲，影响了德国人和古腾堡。同戈公振一样，贺圣鼐提到他的这一洞察来源是卡忒，卡忒「阅读了我们古代印刷历史，并且真正崇拜我们之前时代的创新精神」。无论如何，古腾堡对贺圣鼐很重要，同样对戈公振也很重要——但只是作为承认中国过去的伟大成就一个手段。

然而到了 1930 年代，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日益西化，也带来了当时流行的对于技术进步的理想。古腾堡也由于他带来的经验，在中国的识别度日益增加。例如，在 1934 年出版的《科学的中国》期刊中就有一篇关于古腾堡的文章，名为〈中国印刷与古登堡〉。文章作者对古腾堡作为第一个创造了「西方」活字印刷的人表现了兴趣。像他的前辈一样，这位作者也提到是中国人（毕升，1040）早于四个世纪前制造了活字印刷。

无论如何，古腾堡在这篇文章里成为一个克服了种种困难，为社会作出了贡献的发明家。读者们了解到，比如，这位发明家来自于一个「花钱如流水」的富有家庭，但是他并没有屈从于这种诱惑。进一步的说教透露，当古腾堡在斯特拉斯堡的时，他一直在避免当地常见的饮酒问题。作者总结说：「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行动力强、富有想法，但同时行为秘密，脾气也不大好，也因此常被人诟病」。

当中华书局在 1937 年发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词典《辞海》时，古腾堡与出色的中国文学和历史人物、外国政治家们，以及重要历史和文化活动一起，被授予荣耀，成为一个完整的条目被收录于《辞海》之中。这本辞典后来替代了上面的三本参考书，反映了中国人对于非中国人的世界的意识的提高。在这里，古腾堡是德国的活字印刷发明者。更有趣的是，读者被告知古腾堡原先是一个机械工人，在 1450 年时，古腾堡进入了印刷师 Johann Fust 的五金车间，并建立了第一个使用活字铅字的印刷厂。这段文字暗含的意思是，机械工人的地位现在已经接近于知识分子和官场人物了。

1939 年，在上海和中国的领先平面艺术杂志《艺文印刷月刊》 以多篇插图的翻译系列，连载介绍了古腾堡对中国印刷机的历史意义。正如上面提到的三篇文章的作者一样，翻译者也再次提醒了提到了毕升和中国古代对古腾堡的贡献。他的重要性，译者提到，不仅源于他的活字印刷和活字印刷机发明，同时也来源于一种双面打印的技术。即使后来的 487 年里技术不断地改进，「他的总体思路仍和旧时代的一样」，这一句话标志着古腾堡作为推进印刷工艺的所有想法的源头。

《艺文印刷月刊》不仅用许多古腾堡的想象画像来介绍他，同时也继续讨论了他在 1439 年以后对发明的不断实验。读者被告知，在经过一个失败的官司后，古腾堡搬回美因茨，并在 Fust 的帮助下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印刷厂，此时他开始把他的发明投入生产。文章称 Fust 为「有诡计的徒弟」，文章把过程讲述成一个警示故事：Fust 将他的女婿安插在古腾堡的印刷厂中。Fust 的女婿掌握了古腾堡的技术后，Fust 立刻在古腾堡经济拮据的时候撤销了向他的贷款，用印刷厂来充抵贷款。作者强调到，尽管如此，古腾堡的精神并未受到压抑。在 Conrad Hummery 的帮助下，古腾堡开始了另一家印刷厂，但是不幸的是他在能让这家店成功之前就于 1469 年去世。

从中国这些对古腾堡不断变化的观点中，可以得出几个结论。首先，也是最显著的，是通过外国学者卡忒对他们自己的印刷历史的解释，中国最初开始意识到古腾堡对西方文化历史的重要性。其次，与古腾堡自身相比，他们最初的兴趣更多关心的是卡忒对中国在世界技术发展中的古老角色的承认。第三，对卡忒论点的接纳最终引导中国作者接受了这样一个观点：由发明创造者和赞助人，以及机器的生产者和工人引导的科技进步，是国家的发展的重要一部分。

这些随着中国的习惯、需求和选择而变化的古腾堡的形象，也与中国对他的技术遗产的接纳和适应过程并行。在 19 世纪的民用技术中，1930 年代的中国人认为追溯到古腾堡印刷技术是带着数种最新的版本来到中国的。在融合了古腾堡原有想法的基础上，这些新技术克服了他原有概念的许多局限。与欧洲人所习惯的「增量技术进步」的经验（最新的技术是最好的技术）不同，19 世纪的中国人面对广泛的欧洲技术选择，可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在这一选择的过程中，文化和历史扮演了重要角色，如同他们对知识选择的影响一样，他们也不可避免的影响着科技选择。

此外，中国与大部分其他经历过「古腾堡革命」的非西方地区不同。大部分其他经历过古腾堡革命的非西方地区中，本地的印刷文化或是已经缺失，或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出现，当地历史和文化的角色在这种技术革命的吸收被最小化。相比之下，晚清和民国中国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来呈现被认为是通用的「文化中立」的科技（事实上也确实是），是如何在所在的社会而被重塑的。世界历史上的一些其他文明鲜有类似中国的经历：起源于此地的科技发明被传到西方后，又一次以科技的下一代形式传回这些起源地，这些文明又变成为了自己转移出的技术的接收者。在讨论中国的传统和现代文化对工业科技的选择中，我们需要调整我们对共性和特例的认识。我们会发现中国千年历史长久的印刷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对现代技术的选择，使得传统价值体系在现代时代的存活。

上海书商区（文化街）的起源

1842 年 8 月 29 日，《南京条约》在停泊在扬子江上的康沃利斯号（HMS Cornwallis）上签订，结束了第一次中英战争（又名「鸦片战争」，1839—1842）。作为清王朝与外国列强之间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第一份，这份文件开设了五个给外国人居住与贸易的通商口岸。在位于黄浦江面几公里远的上海，作为当时的 23 万居民的政治商业中心，是五个通商口岸之一。到了 19 世纪末，会有约 100 个通商口岸遍布中国。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上海人口也将增长到一百万，成为五个通商口岸的佼佼者。上海的大部居民是中国人，也有大批来自美英国际租借区和法租界的外商及传教士。西方人在这里创建了自治定居点，并通过一系列法规——包括治外法权和安全部队——来反抗清政府的干涉。中国人被多种因素吸引到租界，其中包括与恶化的清政府、弱化的民国政府之间所划分的分界。在这些涌入定居点的中国人中有着众多来自附近江南区域从事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的继承人。

文人和商人——这两种根治于在中国封建时期的互相敌视的价值体系——一起争夺在上海书商间的影响。在 1876 年到 1937 年之间，这个城市中的现代出版商将中国千年之久的印刷历史和三百年的印刷商业转变为现代工业印刷资本主义。「文化街」便是这场剧的公众舞台。文化街的名字是 1920 年代和 1930 年代的创造。在 1880 年代晚期，在英美国际租界正中，沿着河南路（原名「棋盘街」）以及即将向西扩展的福州路（现在仍被称为「四马路」）延伸的区域，聚集了全中国主要的贸易和新闻出版商，以及众多零售书店、行业协会、印刷批发商、文具商、书法家、画家等。许多商店贩卖着传统文学和古籍。也有人专门从事经营销售传统学者的工作室中「文房四宝」（即笔、墨、纸、砚）或销售绘画和石碑拓片

那些晚清和共和时期指引知识潮流的产品和指令，正是从充满金融界的外滩身后的这个聚集着低楼层高密度的区域发出的。靠近金融力量推进了现代出版传媒的发展。纵观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文化街的鼎盛时期聚集了 300 个大小出版公司、书店。与此同时，文化街的位置，在沿河的银行和帐房，珠宝、香水和其他奢侈品的销售点之间，延伸到南京路和广东路的更远处，标志着图书贸易在上海的消费经济中的模糊性。知识分子的中间性，在地理上是福州路附近，政治上为位于租界区，把中国的书商和出版商放在文化保护与文化转型的最前沿。

在近期的历史研究中，由于关注点大多集中在于帝国晚期经济的商业化上，以至对于中国文人「反商业」概念的了解——这一点对于了解上海书商至关重要——却黯然失色。然而，中国文人的道德经济与 1876 年至 1937 年间的印刷文化的商品化产生了相互平衡，这一点在历史和知识的发展上都十分重要。这两种继承和获取的活动，成为了文化街的价值观与社会模式。帝国晚期的书商是对上海印刷资本主义在晚清的创立至关重要。他们在过去的精英文化以及现代的商业现状两者间的模糊性持续到了在民国时期的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印刷期间，并且暗示了两个因素持续性的、不可调和的活力。

在这个时期中期，在上海出版的一本讽刺小说详细揭示了在 19 世纪晚期和 20 世纪初的上海文人理想的生存的现状。在吴沃尧（1866—1910）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书籍、印刷文化、商业印刷同反商业的文人价值一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面临印刷文化的商品化，吴沃尧提醒我们，根基于中国晚清的文人世界的服务意识，以及为什么这种价值观得以在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化界幸存下来。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最早是以书的形式出现，由上海的广智书局于 1909 年出版。吴沃尧摆出盛怒的姿态，直截了当地描述了 20 世纪早期的福州路以及在此的居住者们或是令人厌恶的、或是值得称道、或是有趣的行为。吴沃尧尤其猛烈抨击了在他认为在当时对中国的信仰危机负有责任的两大团体：书商和读者。书商受商业利益驱动而营销着无用的古代书籍或是现代虚张唬人的作品。这些书商体现了如何以扭曲公共学习为代价，来达成私人利益。而另一方面，偏见深厚又受到过多教育的读者们，用这些书作为逃离公共责任的挡箭牌和借口。从吴沃尧的小说的角度来看，出版商和读者的这两种态度都是需要纠正的。

本书的主人公和这个故事的「道德英雄」的碰面为吴沃尧对在上海 20 世纪的书业工作过的人的模棱两可的观点提供了一瞥。吴沃尧同时也揭示了书商自己关于他们商务事业的矛盾心理。书中的一个情节讲的就是主角刚刚到上海之后遇到的一个书商。主角吴继之，刚到上海的客栈，这个客栈很有可能位于后来成为文化街的福州路区域。吴继之到隔壁房间的北方老书商那里去购买几套书。这个书商原来是王伯述，吴继之的亲戚，前山西大同的知府。由于王伯述的近视导致看不清楚，也许是因为他的诚实，这位老人曾经当着山西抚台的面批评了他，但他本人并不知道面前的就是山西省的抚台。鉴于这种情况，王伯述只能要求病假推退出官场。自此之后，他便开始从事图书业，从上海购买石印书后到北京销售，并用所得利润来购买更多的在上海的石印书籍。

王讲述了自己的这种经历——商人自我的追寻，摒弃了反商的文人理想——之后，王伯述送给主人一本书。日本作品《富国策》的中文译本给了吴继之，希望能「得点实用，那就不至于要学那一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名士了」。王伯述继续描述到那些「不切实际的旧式学者」。自身作为一名前官员， 王伯述坚持认为那些官员只是受过教育国人的高级代表。但无论是从南方还是北方的角度来看，这些读书人都是有害的：「还有一种人，这里上海有一句土话，叫甚么『书毒头』，就是此边说的『书呆子』的意思。你想，好好的书，叫他们读了，便受了毒，变了『呆子』，这将来还能办事么？」

随后，王伯述阐述了他的主要焦虑。他解释道，西方列强的力量蓄势待发，足以瓜分中国，而官场是中国的第一道防线。王伯述感叹道这些思想狭隘的官员们无论实际上还是智力上，都无法抵抗西方列强的猛烈进攻。尤其由于官场上的「书毒头」的控制因素。王伯述发现「古籍」是这些书毒头官员受影响的源头：这些古籍已不再能为官员提供足够的指导。因为在《二十四史》中展现的借助通过汉化如蒙古族和满族外国侵略者的这种中国传统本国文化外交政策，在当今世界是不够的。现代西方国家首先会在政治上征服异域，随后掠夺他们的文化身份。吴继之听到些令人毛骨悚然的看法后十分震惊，便问王伯述「我们中国不知可有这一天？倘是要有的，不知有甚方法可以挽回？」鉴于重说教的文人传统至少是部分原因，王伯述已有现成的答案：教育。的确，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提高边界安全都很重要，但是王伯述坚持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为所有存在的学科设立学校」。在王伯述仍是官员的时候，曾关于此事上书向山西巡抚，但并未有结果。他说：「我所以别的买卖不干，要贩书往来之故，也有个深意在内。因为市上的书贾，都是胸无点墨的，只知道甚么书销场好，利钱深，却不知什么书是有用的，什么书是无用的。所以我立意贩书，是要选些有用之书去卖。」

王伯述，一个官场失意但仍然高尚的的道德主义者，带着好的意图从事了书业，他坦率地承认，面对困难，他也过于天真。不久，他便发现购书者同卖书者一样愚昧。他们追寻老式的情感小说或是由上海的平板印刷出版商出售的的对考试有用的缩印书。当王伯述给他们看实用的知识书籍，他们没有表现出兴趣：「这一班混蛋东西，叫他侥幸通了籍，做了官，试问如何得了？」

吴沃尧问道，并非所有这类读者都会成为官员，王伯述感叹到这些比他还差的读者本身已经成为了官员。谈到在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之后加剧的贩卖文凭的现象，以及这种现象对公共文化和学习的暗中隐伏的影响，王伯述汇报到：至于那些买了头衔的人，「更不必说了，他们哪里是做官，其实也在那里同我此刻一样的做生意，他那牟利之心，比做买卖的还利害呢！你想做官的人，不是此类，便是彼类，天下事如何得了！」王伯述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们身上，这在 21 世纪的今天也许是陈词滥调。但在这本书出版的时候，他期望着有一个精英化的、由青年领导的、拒绝传统晚期帝国价值体系的行动。但这个期望直到 1915 年至 1921 年的新文化运动传统才被实现。所以，这次袭击作为一系列攻击上海文化街以盈利为目的的书商的袭击的首发并不出奇。

事实上，早在吴沃尧的时代，一些和吴的小说中形象相反的，真实的上海出版商，已经在尝试生产制作如王伯述所称的「有用的书」。到 1909 年，当吴沃尧的小说出版，他所描述的印刷商业已经让位给出版「有用的书」的、基于工业生产的印刷资本主义。一些出版商，如商务印书馆，已经为新的源自现代道德原则、后科举时代的考试文本出版了有一段时间。这些出版商的公共服务道德并不是由于非盈利的慈善事业来驱动的。驱动他们的是对于工业利润的开明追求。这些利润来源于相关区域的销售，这一区域即是后来有名的「文化街」。与此同时，他们的出版活动的精神和物质影响将会远远回荡、超越其本身。

吴沃尧的时期至中国印刷资本主义走向衰弱还有三十年。在 1876 年和 1937 年之间，总部位于上海的中国印刷资本主义证明了自身的创新性和创造性。然而，从中国与日本第二次现代战争从 1937 年开始后，到 1949 年中华民国坍塌时，这一系列的风暴无可救药地削弱了印刷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可行性和中心地位。虽然印刷资本主义本身并未得以存活，然而在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商务印书馆和它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华书局，通过例如《辞源》和《辞海》等出版物，仍然超越了民国的年限，继续存活了下去。

在历史上更重要的是，古腾堡革命的中国篇章，在技术维度上已经不可逆转。1949 年 10 月 1 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再次于世界最杰出的书籍文化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即使是文化大革命，这样一项通常被视为极度反智和反书籍的运动，也促进了大规模的图书生产与消费。《毛主席语录》是文革自身最无可匹敌的符号象征，也即臭名昭著的「小红本」。第一版由国防部部长及元帅林彪（1907—71）在 1961 年开始编辑，之后于 1964 年 5 月由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出版。该单位还推出了学习毛泽东长篇作品的宣传运动。据某位现代历史学家估计，之后的三年内，人民解放军政治部印刷了将近十亿册《语录》与一亿五千册《毛泽东选集》。正是现代工业化的出版技术，令这些书得以送至全国数以亿计的读者手中。本书研究的便是这种技术的源头。

以下节选自原书「结论」部分，2014 年 12 月 23 日更新。

本书研究了 1876 至 1937 年间，在上海成为中国领先的知识、文化和教育中心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相互作用。对此，学术观点百家争鸣。有的提出印刷业资本主义的普适模式，有的主张中国 19 世纪的技术发展受当时文化的制约而滞后，也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现代性只是一种文化现象。本书的主要结论是，对西方技术审慎的选择以及传统价值观的进化，使中国人得以与西方产生建设性的联系。类似地，上海在清末及民国时期的惊人飞跃，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工商业机构的发展，尤其是那些与印刷和出版有关、基于知识的微观经济。在评价现代工业影响中国古老文字产业的过程中，上海，作为一个社会历史与文化历史的节点，被呈现在世人眼前。而本书则侧重那段历史的技术、企业及业务性的方面。

不像欧洲以外经历了古腾堡革命的其它地方，中国早在 19 世纪之前就有大量爱好阅读的民众。然而，21 世纪初，数亿中国人是通过现代产业化的出版业接触图书、期刊、插画等出版物的。这一产业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都起源于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印刷资本主义。

1876 到 1937 年间，西式印刷技术替代中国的木板印刷术，产生了现代印刷业。对这一过程的研究是由三大概念构建的。首先，印刷文化的概念被溶入了罗杰·夏蒂埃（Roger Chartier）所提出的意义中。因此，本书致力于理解古腾堡革命的社会意义，同时也着眼于研究由书写和插画的新形式所带来的「一系列新动作」。中国有着一千多年的印刷文化，在这样一个文明国家中，这「一系列新动作」不仅纳入了此前的价值体系，而且真正为中国的古腾堡革命搭起了舞台。那些价值观也塑造了现代时期中国人的选择，这些选择同时涉及了技术和商业组织。

第二，本书提出，在以上海为基础的现代印刷资本主义之前，中国就已经有了数百年的印刷文化和商务，这段历史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产业的轮廓。最近的学者致力于将印刷资本主义的概念普遍化，这通常既不考虑中国传统印刷的历史，也不考虑现代出版业经验。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关于印刷资本主义的概念，似乎过于依赖费夫贺（Lucien Febvre）和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对欧洲历史的洞察。因此，安德森的理解在两方面没有能够阐释中国的经历。第一，他没有承认中国在古腾堡革命之前存在印刷商务，也不承认这种商务在塑造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中的作用。第二，安德森的描述无法阐明工业化给中国的古腾堡革命带来了什么不同。本书分析了这两个问题，由此说明中国人从多种可用的西方印刷技术中做出了一系列选择。对技术的选择，转而对热切追求新式政府和顾客大众，以及适应中国国情的公司模式，还有阶级分化的新形势产生了影响，但并未起决定作用。

第三，基于上述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回应安德森的印刷资本主义概念在历史和文化上的局限性，在以上海为基础的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特定情形中，这一术语无疑需要重新定义。对印刷资本主义最好的理解，是文学界印刷文化的精神范畴，与工业化机械复制印刷品而带来私有化利润的物质世界之间相互影响，从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使得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有别于其它国家的，一部分是编辑、印刷和市场这三大操作在领先商行中的联合方式。能接触受过教育的人，可以获取技术以及能对其进行修理和复制的技术人员，能对资本进行运作和投资，为这种统一的操作提供了合理性。在 1876 到 1937 年间的上海，编辑部与生俱来但缓慢发展的价值，是继承了文人的传统。印刷厂工人新兴的、快速变化的环境，和突然出现的现代银行业相互作用，产生了这种塑造了现代中国人生活的独特的印刷系统。

文化街，现在和过去

现在，很多去上海的游客会搭乘漂亮的地铁去往人民广场。人民广场是上海这座大都市的政治文化中心，成形于旧租界南市和 1930 年代国统区的合并。在人民广场地铁站下车，在走到广场之前，游客就能在地下商业街漫步，那里有各色商店和餐馆。走上地面后，呈现在游客面前的是开阔的市政广场，而这里在 1937 年几乎只有一个赛马场和俱乐部。赛马场和俱乐部当时是为了让通商口岸鸦片商和军火贩的继承人，以及后来到达的商人和殖民地管理者得以模仿万里之外的英国贵族的古老骑士文化。赛马场如今已不复存在，这里有的是一座壮观的博物馆、歌剧院、交响乐大厅，还有众多的展馆和喷泉，展示了这座城市建国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市政府位于新的市政厅内，这是广场上最不显眼的建筑，靠近重建的市民广场中心。

就在西边，在广场的正式界线之外，新建的上海艺术馆位于之前的上海图书馆内，这里曾经是赛马俱乐部。图书馆已经搬到城西高档地段一处建成不久的场所，该区域长期居住着海外中国商人和上海领导人的家属。从上海博物馆往北，过了市政府大楼后再往东，就能看到人民广场的文化主题继续还往东延生。从广场上望去，在西藏路的那一边，明亮的拱门仿佛在召唤游客去福州路，也就是这座城市曾经并且现在重获新生的文化街中心。

往东，会走到当年民国时期的文化街中心，但熟悉的店面早就不在了。曾在这里占中心地位的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都已不再，在 1949 年之后搬到了即将成为新中国知识中心的北京。世界书局作为国民党国的附属，在沈知方（1882–1939）去世后，也在 1949 年随国民党人去了台湾。在 1880 年代到 1937 年，替代这三家老牌印刷业巨头的，是在这里出现的三百多家书店和出版社，以及诸如《申报》《时报》《新闻报》和《中央日报》等报纸，只有少数书店和印刷厂得以留存。1949 年以后，过渡政府时期的新华书店曾坐落于此，而现在，替代它的是一座多层建筑，能找到的，只有国营的外语书店、古籍书店、朵云轩和上海书城。现在，这些零售商和它们的变体，大多在 1949 年建国后就在这里了。将这些商行保留下来，为的是 1916 年至今，文化和商业的连续性，但它们不过是 1930 年代的文化街渐行渐远的回想。当年，有七十多家私有书店和出版商在这里竞争客户。

政府对上海市中心的重建，是 1949 年以来，这种城市在文化上迈出的最重要的一步，极具象征意义。1937 年至 1941 年，日本的入侵削弱了欧洲在通商口岸的控制力，然而，国民党在 1920 年代提出但一直未能实现的目标，直到 1949 年才由中国共产党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彻底清除中国沿海沿江通商口岸的外国势力。从 1949 年到 80 年代后期，政府大力投资上海的住房和工厂，但这在压制就是国际租界和法租界上，收效甚微。上海当时已经成为破落的港口城市，但在 90 年代早期，市政府开始重振其核心。到 90年代中期，共产党开始将上海打造成现代化、世界级的都市，而西方人、国民党，还有日本侵略者都从来没有做到过这一点。

1920 及 1930 年代，西方人在这里拥有最高统治权，他们甚至将上海吹嘘为「模范租界」。然而，通商口岸却没有大一点的公共图书馆，没有公共博物馆，也没有市立歌剧院或者戏院，甚至没有像样的市民中心。当时的上海市政会，是在汉口路和江西路交汇处的一处堡垒似的建筑里，像做生意一样运营国际租界。整个 1930 年代，国民党都试图在他们所在的将江湾区建立一个市民中心，但 1937 年，日本占领了上海当时完全属于中国的部分，国民党的努力被迫停止。1930 年代的上海，除了包含三个政府的管辖区之外，兼有办公楼、银行、宾馆、俱乐部、工厂、百货商厦和各种商店、餐厅、妓院、仓库，不多的几处公园，和大片的居民区。和 19 世纪常见的情况一样，这些都混杂在一起，没有明显的分区或者管理。

总之，除了现代媒体，1930 年代的上海，最重要的就是一万一千多家印刷商和出版商，缺乏能与现代城市文化方便对接的主要形式。上海确实孕育了一些中国领先的大学和学校，其中大部分是通过浙江北部和江苏西部的城市改革精英的努力来获取资金的。这些学院是上海成为 1930 年代民国知识中心的原因之一。然而，对于学校的事业而言，是上海出版商编辑、印刷并销售的教材、参考文献、期刊和其它各种题材的刊物，这些出版商也大多来自浙江和江苏。从上世纪初到 1930 年代，每天都有学生、教师和普通人被吸引到这座城市的文化街，光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以及很多小出版商的零售商店。仅仅这三大出版公司，就雇佣了多达近八千名的编辑和印刷工人，多亏了他们，文化街的书架总是满满的，当然，战时除外。关于科学、民主的新旧思想，还有在中国其他地方都没有的西式现代书报杂志，在这里都能以合理的价格买到。这些都是使用西式印刷机和其它机器印制的，所采用的技术是 1880 年中国政治知识转型以来最先进的。

一场印刷出版业的革命把 1920 及 1930 年代更多的读书人和他们清朝的前辈们区分了开来。前者阅读的是机器印刷的出版物，而后者习惯了一千多年的印刷文化，寻找木版印刷的书籍。正如本书所主张的那样，机器的革命、社会的重组，和思想、群众运动一样，把新旧两个世界的读书人分离开。从 1884 至 1885 年的中法战争，到 1894 至 1895 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再到 1911 年的辛亥革命，1915 年至 1921 年的新文化运动，1926 年至 1928 年国民党领导的北伐，到 1928 年南京政府的建立，还有 1932 年日本的袭击，上海的出版商和他们的出版物都提供了背景。和中国传统印刷业的前辈不同，上海印刷资本家不只是慈善家，他们能通过这些事件获取利润，直到 1937 年，日本的侵略让这一切戛然而止。在「南京十年」的最后一年，他们仍然通过通知、教育和娱乐，出版了当时中国百分之九十六的图书。

有人仅仅关注文化街上出版商的商店，希望以此展现民国时期出版业的勃勃生机。与之相反，本书认为，要理解这种文化和商业区的重要性，最好的方式是将其视为技术、地理、时间和组织整体中的一部分。这一整体在技术上，从古腾堡的手动印刷机到电动旋转机器；地理上，从欧洲和美国来到了上海；时间上，从 1876 年到 1937 年；组织上，从公司式的编辑部转变为由印刷厂到零售商。如果没有西方的技术和工业化的印刷厂，没有松散地保护上海出版商的治外法权体系，上海的出版业将与其它很多老式的书社别无二致。其中，像北京的琉璃厂，苏州的阊门区，都有着更悠久的历史，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他们的印书业一直领先于上海。上海的文化街与其它书商云集地不同，这得益于它对外国印刷技术的掌握，以及通过行业协会、贸易协会、公司和全国联盟，创造性地应对调节市场需求的挑战。这样，他们可以购买新产品，从而为自身的成长壮大提供资金。

除了给文化街商业企业的所有者和股东带来经济利益，上海出版商对全国市场的不断探求也直接改变了这座城市。1876 年到 1937 年间，基于技术的资本主义工业在倾向于集中组织的同时，也创造并聚集了一个产业，将几百年来散布在中国各地的产业集中到上海的中心。在同一时期，依靠不断涌入的移民和难民，上海本身也从 1876 年的中等城市发展成为覆盖三个市辖区的大城市。

当然，来上海的那些人中，既有学历水平不高的，像王韬（1828—97）和包天笑（1875—1973）；也有画家，像点石斋的吴友如（1840?—93?）；有买办，像点石斋的陈华庚，同文书局的徐润（1838—1911），和中国图书公司的席子佩；有后来成为官员的，像飞鹰厅的李盛铎（1860—1937），还有担任过官员的，像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1867—1959）；城市改革精英，比如文明书局的俞复；有理想主义者，像广智书局的冯镜如和何澄一；有技术人员，像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1871—1914）和李涌昌机器厂的李长根；还有企业家，像明精机器厂的章锦林和中华书局的陆费逵（1886—1940）和世界书局的沈知方（1882—1939）。在他们之后还有很多人来到了上海。上海的印刷车间、机械厂和出版公司能实现他们对事业的期望，他们因此旅居上海。同时，这些人建立并反映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也对上海和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作出了贡献。

技术的社会历史

在一场关于学者们为何要将目光转向物质世界的辩论中，法国中世纪问题专家马克·布洛克（Marc Bloch）曾经指出，技术的意义并非显而易见，它需要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解释。研究技术作为了解一个社会的基础，「其最基本的结构，并不意味着只要画一条副主席好，然后就在定理后面写上『证毕』，大功告成」。相反，布洛克告诉我们，对技术的理解会带来「一系列的新问题，从历史上最令人着迷的到最难以解决的都有。」

以下是本书提出和各章提到的问题。当一种技术转移到与其发源地截然不同的文明中时，会发生什么？技术是否会将其自身的历史原理强加于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往往被认为是与技术相互作用的。西方印刷技术最初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清末中国的印刷文化是如何影响中国人选择西式印刷技术的？中国人为何愿意采用西方印刷技术，采用后，又发生了什么？中国人用多长时间来接受这些技术？在 20 世纪的中国小说和回忆录中，书商和印刷商为何变得如此突出？还有，既然上海基于古腾堡的印刷业资本主义革命与欧洲的相比，只是一瞬，那么，早期的资本主义思想是如何影响这一革命的形式的？

关于文化街的起源，在 1930 年代所了解到的是，它存在于晚清时期的文化、商业和后来的工业的混合体中。正因为此，只有当知识和物质的影响能相互联系起来时，文化街才会有公平的历史描述。我没有指出知识可以转变成物质，我认为关于文化街的人们和他们的思想，需要有公平的历史描述，同时还要理解中国人用于传播思想的技术。不能提供这样的描述，则意味着无法超越中国文人自身目光的局限。

虽然西方现代印刷技术在 1807 年就来到了中国，但它并没有很快排挤掉木板印刷术。中国在公元 7 世纪发明了木板印刷术，这一技术在宋朝（960—1279）之后的朝代广泛流传。晚清时期中国的图书界是重要的商品市场，反映了知识分子对于文人圈子的密切关注。在文学出版商公共服务伦理的影响下，出版业成为了一种个人和社会服务的形式。同时，文人自身也感受到了 16 世纪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商业化的深远影响。他们的图书界的商业化有悖他们反对商业的信条。这也影响了书商的看法，这些人往往是脱离了文人圈子的。文人天生对技术不感兴趣，这使他们极大地低估了木板技术的社会因素。

因为这种文化环境，也因为西方技术的昂贵，还因为西方技术所生产的文字确实不美观，在 1870 年代之前，中国人并不喜欢舶来的西方印刷技术。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发展真正迈出的第一步，是 1876 和 1877 年，上海平版印刷以市场为导向的工业化。平版印刷术最初用于印制宗教画像，最早是从一家天主教孤儿院发展起来的。然而，随着点石斋印刷厂逐渐遍布城镇，平版印刷的商业潜能也变得明晰起来。从那时起，中国的企业家慢慢地乐于采用外国技术，但他们应用这些技术来达到传统的印刷和出版目标。他们以一种在审美和商业上都富有吸引力的版式来重新印刷太平天国时期丢失的文学遗产，这一过程尤为重要。那个时期在上海如雨后春笋般大量出现的平版印刷商行，远不止一百家。这些商行一直生存到了民国末年。重印本来是以传统的木板印刷术为蓝本，而现在，平版印刷术取而代之。这一迅速发展，有着深远的重要性。

最初，像同文书局这样的平版印刷商行在很大程度上无视了他们这一新业务的工业本质。确实，长期以来，上海书商和出版商的心理重点，首先是文化和公众服务，其次才是商业和工业。这里提到的很多商行，会针对学术市场进行生产，这并非巧合。科举制为学习指南、参考书目等等创造了一个永不满足的市场。因此，以服务为导向和以商业为导向的出版业，都高度依赖中国的科举制，而这本身也反映了清代的社会政治宗旨。

平版印刷在黄浦江两岸出现后的二十年，被凸版印刷取代。其中的部分原因是印刷商想及时报道中日甲午战争的重大事件。读者数量的增加，促使中国的机械师开始研制能印刷漂亮中文字体的印刷机，这种现代凸版印刷业的发展则是对其的回应。中国制造的印刷机有助于减少建立西式印刷厂在成本上的障碍，而中国设计了改良的字体，使得西式凸版印刷开始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印刷机制造商和字体设计在早期的公司中是相互结合的，这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商务印书馆成立于 1897 年，并于 1902 年形成公司。

虽然公司预示了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未来，但可以预测的时候，这些早期商行中，有很多保留了个人所有权。正如之前所说，个人所有权让所有者能在最大程度上从管理上进行控制和保密。和其他传统书商一样，上海很多早期的、转型时期的书商缺少让自己的产品占领全国市场的欲望。传统的政治和销售伦理束缚了他们，结果就是这些商行只是追求他们的前辈造成的有限影响，即使他们身处相对安全的上海国际租界。

然而，在短期内，上海很多新式出版商清晰地看到，工业技术要求以增长为导向的更灵活的资金提供机制，而不是过时的个人所有权和伙伴关系；后者并不能让中国传统的出版商和书商取得很大的成功。商务印书馆在业内技术领先，是最先尝试公司制并取得成功的一批出版商。在 1897 年，商务印书馆的资金是 3,750 元；到了 1910 年，它的资产价值超过了百万元大关，这在一定程度是要归功于商务印书馆将编辑、技术和企业人才在公司中有机结合的能力。商务印书馆采用外国的商业模式，同事，某些原因促使清政府通过新的商业法来认可这种努力，商务印书馆甚至有可能是其中的部分原因。几年前，商务印书馆印发了首部畅销书，这是一部西式的、受日本影响的教科书翻印本。这成了上海出版商的指路明灯。在平版印刷的科举考试资料的鼎盛时期之后，现代教科书是出现的最有利润的新式图书商品。在教科书市场占有大量份额的商家将得到发展，否则，则将停滞乃至衰退。传统上强调精英公共服务，和他们接触政府能力的强调，加上现代资本主义强调机械化、专业化，还有对重要的新兴生产商的足够补贴，这些都能在 1905 年和 1905/06 到 1911 年间，书商协会和贸易协会的建立中分别看到。是否能加入这些协会，取决于能否接触印刷技术，这在古老的中国印刷业中是一个新现象。在现已不复存在的苏州书商协会中，补偿金是个一直都令人担忧但从未被公开讨论过的话题，现在在上海则成为公开的辩解目标，因为清廷有意地试图促进新兴商业企业的发展。在北京，朝中支持改革的人们对发展图书出版业特别感兴趣，因为他们坚信，中国的前进和汲取现代书籍知识是共生的。

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得清代最后十年采取的改革教育制度的尝试变得合法，这也触动了人民对现代地方教育商品的兴趣。就像报纸和平版印刷的杂志激了读书人的兴趣，现代教科书也吸引了那些希望变得有文化的人。很多新的读书人，也开始利用印刷厂来表达他们对中国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的不同观点。

虽然中国的现代出版商大多是在国际租界运营的，但他们十分依赖中国政府来为他们最能盈利的产品，也就是教科书，来提供市场。从之前提到的中国最初几家木版印刷出版社的建立，到 17 世纪的扫叶山房、同文书局和飞鹰厅，再到综合出版商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乃至世界书局，中国政府一直是出版业至关重要的伙伴，虽然这一点往往并不明显。即便是在1904年开始的教育改革时期，政府的力量减弱，但其重要性却仍在增加。

正如平版印刷商依赖科举市场来活的成功，1904 年到 1937 年间，综合出版商也依赖历任全国和地方政府的教科书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教科书更加便宜，传播更为广泛，并且有着越来越多的选择。同时，教科书市场成了现代上海出版商竞争的主战场。他们高度依赖政府来定义市场，也许并没能反映出政府对中国知识界的价值体系有着明确而持续的影响，但即使在利润私有化的时候，它仍然决定了由谁来发出前进的命令。

如果说，公司是以一种独特的新途径将知识和物质文化结合起来，那么它也使得不同文化背景的顾客走到了一起。之前的文学编辑，他们的思想是由过去的精英价值观塑造的，而他们年轻的同行则受到同样价值观的影响，还有着眼于技术发展的无产阶级印刷工人，都在同一家印刷出版公司工作。但是，他为中国现代化作出的贡献却不成正比。很多编辑只是隐约意识到技术改变了编辑工作，尽管如此，文学界的观点也经常在社会结构和展望中胜出。

在 19 世纪末，上海有 21 家凸版印刷出版商行，平版印刷的有一百多家。1917 年，书商协会记录在册的会员有 132 家，包括凸版印刷商和平版印刷商。这 132 名协会会员中，有十三家是股份公司，其中包括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文化街在一年前诞生，这是和上海城北及城西的工业印刷厂不可分割的文化商业中心。文化街依靠自身优点走向繁盛的假设虽然很吸引人，但事实上，文化街从上海出版商的长期关注中受益。他们将西方技术用于中国政府的教育政策，并从中获取利润，他们要这么做，就需要工人。

1894 年，铅字印刷业中有 870 名工人，这一数量不到中国当时轻工业和重工业中雇佣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一，看看这一行业通过其出版物在 20 世纪的事务上所造成的巨大影响，这个数字显得尤其渺小。1880 年代的平版印刷业则更为壮大，增加了 1,300 到 8,050 名工人，工人总数则在 2,170 到 8,920 名之间。大量的劳动力预示着 20 世纪上海印刷业的容纳量。

1930 年，印刷业成为中国工业投资的第三大形式，仅次于中国拥有的织锦业和制烟业。在全国机器工业的产出总量方面，1933 年，印刷和造纸机器工业在中国最大的几个产业中，位列第七。同年，在印刷业，总部设在上海的工厂和中国拥有的工厂相应的排行是第三（在九种工业中），共有 271 家工厂。1933 年，11,211 名受雇的工人成为第五大工业团体，平均每个厂家有 41 名。根据另一份资料的记载，1935 年，城里居住有 10,531 名中国印刷工。虽然在 1933 年到 1935 年间，失去了将近 700 名之多的工人，但仍能感觉到，制止 1930 年代，上海基于市场的西式印刷出版业在商业价值劳动力方面，依然十分强劲。

1930 年，上海印刷业价值八百万元，此时，一家新由政府规定的上海书商同行协会将其重新定义。八十三家商行构成了这个组织；在 1905 年成立之初，增加了五十六家，但从 1917 年起，减少了四十八家。生存下来的每家商行必须意识到，到 1930 年，这一行业的扩张和紧缩的关键因素，是西方技术和中国市场，而后者则反映了政府的监管和法律。

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在温床里演化出来的产物，这历经了六十年，也就是三代人。清末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还有公共服务伦理，虽然有时并非显而易见，但一直是这一时期的背景。如果说，可以将技术、公司制以及市场视为通往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大路，那么，还有一些小路，是和惨淡的工作条件有关，例如，明精机器厂，商务印书馆的那些爆发罢工的印刷厂，以及 1917 到 1927 年间，上海的其它出版商的工作条件。阶级的两极分化和无产阶级的政治化的出现，只经历了两代人，这比中国印刷资本主义成熟的时间还要短。这很可能是因为印刷工人的境遇和各家商行的编辑、官员不同，政府并不关心工人的死活。

总之，清末的印刷文化和商业，仍然强有力的公共服务伦理，西方技术，治外法权，以及中国政府的政策，都是创造中国印刷资本主义必要但并不充分的条件。必要的条件是人员，特别是企业人才，其中的代表人物则是本书中先前提到的：在第一阶段，有佛山的唐先生（活跃在 1850 年），他对铸铅字进行了初步的实验，还有王韬，香港和上海的印刷出版商；第二阶段，有买办陈华庚和徐润，还有状元李盛铎；第三阶段，有夏瑞芳、张元济、张謇（1853—1926）和俞复；第四阶段，有章锦林，王云五（1888—1980），陆费逵，和沈知方。公司的组织结构能帮助第三第四阶段摆脱经济上和心理上的限制，而这些限制阻碍了前两个阶段的发展。

以下内容为 12 月 29 日更新。

文化街印刷业运作的精英批判

可以看出，中国的帝制及其赋予读书人的特殊奖赏和地位，在帝制精英统治系统崩溃后，仍继续影响着中国出版商的自我认知。在更广泛的体系中，学者对工业资本主义的物质利益分配不公表示极其愤怒，加上一直以来高尚的责任感，他们开始抨击他们最熟悉的领域。也因此，出版业比其他任何资本主义工业都更接近中国知识分子的良知，也没有哪个行业有更高的评判标准。1930 年代，虽然政府认为中国印刷出版业取得了值得称赞的巨大成就，但政府外的批评声音则还是更关注在还有多少改进工作要做。

通过观察王韬在「同文书局」编辑部的事业，就可以知道，和知识分子有关的很多人，也就是编辑和作者，通过知识分子的努力，来发挥公共服务价值中，继承而来或者共同认可的文学信仰。精英统治的科举官僚体系孕育了这样的理想，但是即使在这一体系不能很好地利用他们的才华时，他们仍然保持了他们的信仰，甚至在 1904、1905 年，在科举制度在出于良好目的被废除之后，他们仍然没有放弃这一信仰。

此时，众多读书人越来越依赖金融资本，他们现在必须适应工业文明。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的道德文化和工业化的衍生物发生冲撞，其中有一些是可以预见的。进入上海的道德和商业的两套价值观，与金融和工业发生冲撞，在 1937 年之前，一直为上海的印刷资本主义增添了色彩。即使西式公司提供的结构在学者林和勤（音）看来，对他们的工作十分重要，但他们的态度还是能反映出，他们的文化根基是晚清社会混合了慈善和商业两种文化。因此，有时候，出版商还是会充满自信地捍卫他们的学者背景和特权，例如，陆费逵就将出版物等同于现代中国的发展。而在其它时候，例如，出版商有时会屈服于印刷禁书带来利润的浮华光辉，而不考虑版权或书的道德内涵，这时候，他们则刻意无视他们的社会和政治责任。

到二十世纪早期，中国的读书人对梁启超（1873—1929）的观点已经非常熟悉。梁启超在 1890 年代开始印发文章，阐述印刷和小说在提高公民自我意识中的重要作用。其结果是，梁启超非常熟络的上海出版商们，也可以说是间接参与了有关社会政治改革的全国对话。连清朝政府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并通过了有关出版业规章制度和国家规定教科书的新法律。1912 年，在清朝结束之后，也就是袁世凯（1859–1916）民国政府，也提出了新的出版业规章，并且修订了有关教科书的规定，这些都由随后的国民政府和军阀政府以不同的方式实施。

孙中山（1866–1925）是第一任民国总统，之后长期是反对派革命党人。在上述背景中，即使是孙中山对上海的出版行业的态度也是复杂的。概论上，孙中山的观点和陆费逵所表达的相似。例如，1919 年五四运动开始之后八个月，孙中山指出了出版业在传播北京大学生进步思想和反帝思想中的重要性。在讨论出版业在帮助建立新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时，孙中山表示，这一行业给人提供知识，而知识是现代社会的必需品之一；没有知识，就没有进步。所有的人类活动都需要用印刷来进行记录，所有的人类知识都需要用印刷来保存。

然而，就在一年之前，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拒绝出版孙中山的《孙文学说》，孙中山被迫转向上海的另一家出版商——华强印书局来为他出版发行。这一经历让孙中山和另一名国民党领导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他们自己的出版事业。特别是要有一家忠于国民党的出版商行，来打破商务印书馆在他们看来独裁、垄断和反动的趋势。国民党的攻击在 1921 年结出了果，他们建立了国民党的出版社「民智书局」，其资本来自海外的爱国者。

孙中山发现，上海的出版商不愿或者不能出版所有被认为与「进步」有关的东西，这一发现和新文化运动对上海出版商的批评并行。虽然新文化运动本身新产生了大约 400 个白话文期刊，但它们在商业出版的圈子里影响最初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商务印书馆就曾受到罗家伦（1897—1969）的抨击。罗家伦是北京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也是新文化运动的积极分子。他在 1919 年 4 月批评了商务印书馆的期刊和杂志在政治上落后、多余，并且只想安全地获得经济利益。作为回应批评意见，商务印书馆请求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北京大学的教授胡适（1891—1962）来接管他们的编辑部。到 1921 年，即便没有胡适的指导，那些受到抨击的期刊也进行了重整，编辑也被替换。此刻，政治和知识界都在上海的文化街找到了各自的利益点。

道德上的、反垄断的以及含蓄的反资本主义的批评持续到了 1925 年。创造社的成员周全平（1902—1983）以「霆声」为笔名，在《出版界的混乱与澄清》一文中，对上海的出版商进行了批评。周全平尖锐地批评了文化街对利润的追求以牺牲文化和教育为代价，与其他左翼批评家的兴趣相呼应，但也说出了对国民党政府行为的担忧。根据周全平的看法，中国的出版界会因为一味追求利益而忽视他们对于国家的责任。

周全平解释道，如果只看书名，中国的出版物似乎没有缺少什么。只有在阅读了内容之后，失望的情绪才会滋生。错误、矛盾、剽窃，还有混乱的标点符号，都使得中国出版商刊发的产品黯然失色。即使那些错误被明确指出，在利欲熏心的广告商发给读者的促销材料中，这些错误仍然没有改正。周全平指出，广告的功能曾经是向人们展示商品的真正价值。但虚伪的商人将其扭曲，来「扰乱社会上的耳目」。根据广告的说法，没有什么书不是优质的出版物，并且，「正因为此，你买我买大家买，但我们都不会说这种不好的东西吃了以后会肚子疼；如果人们把它带回家后才发现这不好，即使不吃它，但这本书也已经卖出去了。而从你身上赚钱的目的早就达到了。」

文化街的出版商最恶劣的行为是他们对作者的无情。周全平提到：大家都知道工人被资本家剥削，这看起来极不人道，但作者的境遇又如何呢？根据周全平的发现，印刷一本书的成本只是其零售价的三分之一。他还说，当印刷公司大量印刷时，他们的成本会降低。便宜的纸张和装订，进一步降低了他们的成本，但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的作者只能得到百分之十五的版税。发行所增加的成本不会超过百分之二十，而如果是直接销售，这部分成本就根本不存在。周全平表示，出版商将收入的其它部分统统纳入囊中，这一比例可以高达百分之五十。

正如在关于教科书市场竞争的讨论中看到的，特别是在 1924 到 1928 年之间，也就是周全平写作期间，就有同时期的事件佐证他的批评。但他的评论也很抽象，没有时间特征，与二十年前吴沃尧的观点十分相似。吴沃尧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书中，也批评了中国的出版商，特别是他们大发国难财。对于中国面对的危机，吴沃尧提出的解决之道是生产「有用的书」；与之类似，周全平也针对以商业为驱动滥用知识的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然而，他的方法暗示了对上海出版业初期的怀念，那时候印刷资本主义尚未变得如此有强有力、无差别地一味取悦读者，将产品向任何一个有钱的人推销。

为了纠正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罪恶，周全平呼吁重新使用两种出版方法，这两种方法对于 19 世纪 80 年代的早期印刷资本家和他们文学界的前辈而言，是非常熟悉的。一是预约法，与徐润及其之前很多文学界的出版商所采用的系统类似，这在出版物印刷之前提前出资。第二种方法，周全平称之为贷款法。这涉及某种形式的自我出版，通过一些朋友组织一个印刷机构，并向作者提供贷款，来帮助他出版和传播他的作品。他提出，这个出版机构只收取少量的管理费用。

周全平对技术如何改变中国出版业不感兴趣，或者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矛盾的是，既和其他很多批评文化街的知识分子类似，也和文化街的助推者相似。和他们一样，周全平也有着书虫惯有的目光短浅的问题。有些问题，例如，印刷机等机器该在哪里制造，谁该为他们支付费用，这些机器该如何保养等，并不在他的视野之内。周全平把这些问题留给了其他印刷商，如贺圣鼐（活跃于 1920、1930 年代）等人。正是从这些印刷商眼中，我们了解到之前提到的中国古登堡革命。我们知道，只有少数但有影响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纯粹关注知识分子的文化，走到了也关注物质的文化中，二者的相互作用对中国的现代化产生了影响。然而，即使是这群知识分子，也没能从印刷业的角度看问题。

文化街印刷业运作的精英批判［sic］

中国西式印刷业工人在 1917 年，1925 年和 1927 年组织的罢工与在费夫贺和马尔坦所见的欧洲印刷史有相似之处。下文会再次提到费夫贺和马尔坦。他们将印刷商描述为欧洲最早的资本家，而印刷厂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工厂。那么，可以得到推论，工人就是早期资本主义体系的受益者，同时也是受害者。费夫贺和马尔坦也从贵族社会观点的产生与沟通，以及这些观点对于保持沉默和不识字的人的影响的角度，阐述了他们对于印刷出版史感兴趣的部分。

其他欧洲史学大家，例如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追随了费夫贺和马尔坦的逻辑。达恩顿在论文《工人暴动：圣佛伦赛接的猫大屠杀》（Workers Revolt: The Great Cat Massacre of the rue Saint-Séverin）中，提及的早期当代法国印刷商已经为众人所熟知。而在 1789 年法国大革命，1848 年德国革命和 1905 年俄国革命中也都出现了激进的印刷商。Paul Chauvet（保罗·肖维特）描写了法国大革命，Noyes（诺耶斯）描述了 1848 年德国革命，查尔斯·A·路德（Charles A. Ruud）描写了先进的前布尔什维克俄国印刷出版商。这些书籍都把图书印刷商描述为「工人阶级中最具智慧的」。法国，德国，俄国，以及现在中国的这四个案例，不仅是出版业和出版商的故事，也是印刷业和印刷商的故事，都反映了鲜明的革命政治背景。

在上海印刷工人罢工后五年，湖南长沙的印刷工人也抗议了。在希尔法（Linda Shaffer）看来，参加 1922 年长沙罢工的铅字印刷排字工和印刷商「完成了在 19 世纪之前，未曾在中国出现过的工作」。但是，希尔法写到，长沙在 1922 年已经拥有 13 座现代印刷厂。早期工人领袖毛泽东（1893—1976）在 1920 年组建了一个新式的，基于阶级的印刷商工会。希尔法引用毛泽东的传记作者李锐（1917—　）来评价时任工会秘书的毛泽东「非常熟悉印刷商的生活，也熟知他们的问题」。1922 年 10 月 22 日，罢工两天之后进行了调停。而领导工会调停的，正是毛泽东。他深知，无论是通过上海进口还是在本地制造，新产业都依赖于掌握西方技术的中国技师。

国民党在早期的意识形态传播中初步了解了上海印刷业的价值。柯博文（Parks Coble）指出，在 1920 年代早期，「孙中山控诉了『自私的资本家』，并要求国家控制中国大型企业的业主。」孙中山去世后，在 1927 年，国民党也研究了印刷商在城市无产阶级中的领导作用。在 1928 组建新的国家政府之后，正如我们所知，国民党政府开始寻求控制出版商和印刷商。

柯博文认为，国民党甚至在 1928 年之后，基本上还是反资本主义的。在南京设立新的首都之后，国民党开始寻求控制上海的商业和政治出版商。他们在新首都发展出一套商业竞争规则，使得出版机构都处于他们的直接控制之内。意图使新首都取代上海和文化街，成为中华民国的印刷业中心。同时，从 1918 年在中华书局安插人手开始，国民党在上海的大型出版公司的董事会中安插他们自己的人手，以控制出版商，从而控制印刷商。

尽管罢工可以被镇压，孕育罢工的环境并没有消失。到 1920 年代早期，中国印刷商已经因为机械化的日常工作和马克思主义而变得激进。马克思主义印刷工人们认为是极其民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赞扬维持经济运作的资本家，而是赞扬了操作机器的工人。自从 1814 年蒸汽机被用来印刷伦敦的《泰晤士报》，印刷机就成了公共交流中最重要的机器。操作印刷机的工人在中国变得十分重要。所以我们必须回顾印刷业资本家与无产阶级印刷工人之间的两极分化。当阶级矛盾在上海于 1917 年，1925 年和 1927 年反复爆发之后，资本主义体系自身的弊病开始显现。

从 1928 年到 1937 年，国民政府的部长、印刷商和出版商鼓吹商业和产业集中化的模式。这迫使上海的出版商面对陌生的政策集中化格局。也许是因为国民政府和上海印刷业资本家对于印刷工人成功的联合管制，茅盾（1896–1981）是知名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共产党创始人，作家。他在自己小说的最后一个章节中描写了 1930 年代上海印刷业和出版业工人的生活状态。这使我们能很好地了解当时的情况。茅盾在 1930 年代的作品第一次发出了有文化的印刷业无产阶级工人强有力的声音。这体现了对于印刷业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产生的新兴知识阶级的心理冲击，起码是对其中的重要成员、茅盾本人的心理冲击。

茅盾在 1930 年代出版了两次介绍上海印刷和出版业的故事，第一次在 1932 年，第二次在 1938 年。吴沃尧（1866—1910）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讨论了后帝国主义时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经济。茅盾写的故事正发生在印刷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时代。茅盾是编辑，所以他的故事能出版并不奇怪。对于茅盾来说，吴沃尧小说中没有提及的印刷工人甚至更加重要。正如同时代的贺圣鼐等人对于印刷技术的探索标志着新中国意识到物质文化对于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性，茅盾的故事也反映出社会广泛地意识到这些新工人对于建设现代国家的重要性。即便茅盾在回忆录里说，编辑社的领导行事风格更像旧政府的官僚，但是他的故事明确告诉我们印刷厂并非如此。

茅盾的短篇小说《右第二章》的故事背景设定在 1932 年，日军攻击了商务印书馆位于宝山路的工厂。小说辛辣地讽刺了以在商务印书馆担任十年主编的李先生为代表的软弱的知识分子，并描写了与之完全相反的隔壁邻居，勇敢的排字工以及他无私的爱国同事。无产阶级印刷工人不但是茅盾小说的中心，也是最令人钦佩的角色。

1932 年 1 月 28 日商务印书馆大楼被焚烧之后，这些反抗日军的印刷工人火速赶去抢救，而李先生却躲在家里。首先，当日军爆破队组织另一次针对商务印书局和其闸北区邻居的攻击时，李先生和阿祥讨论第一次攻击。茅盾把李先生和阿祥形容为「因为都处在出版的阵线上，所以才交谈」。事实上，由于商务印书馆等级森严，他们在这次攻击之间并没有交谈过。即便阿祥既是邻居又是同事，但是一个人是编辑部的绅士，另一个只是出版社的工人，两人从没有见过面。他们的命运因为日军的袭击而在瞬间交叉，又立刻分离。小说的结局中，阿祥和他的朋友，另一个排字工，志愿加入抗日队伍；而李先生凭借商务印书局预付的养老金，携家人住入法租界。不考虑时代，中国作家似乎喜欢使用相同的词汇来描绘出版界的编辑。茅盾笔下的李先生是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代表了无能，好算计，有辱斯文的伪君子。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不同，《右第二章》从积极的视角描写了无产阶级印刷工诸如李先生之流编辑的书籍的故事。

《右第二章》出版后四年，茅盾在一篇反映上海出版界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意识的小说中重新回到这个主题。在 1936 年，文化街上由前商务印书馆编辑章锡琛（1889–1969）创办的开明书店为面向青少年的新杂志《新青年》向茅盾约稿。出版《新少年》是为了与商务印书馆的《儿童世界》竞争。虽然茅盾一开始拒绝了，他最终还是写了《少年印刷工》。这是展现上海印刷界局部的第二篇小说，与现在书籍中讨论后帝国主义和现代中国印刷出版业的主题相呼应。

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卡忒（Thomas Francis Carter）关于中国印刷业发明的书的影响，上世纪 30 年代的上海出版商也开始写西式印刷发展之前和之后的工艺史。他们的兴趣也反映出，有更多的普通人关心中国科技的现代化，而这可以追溯到洋务运动（1860–1895）。在茅盾的回忆录里，他表示他的小说的目标读者是接受过高小或初中教育的年轻人，还有学徒、童工和侍者。这些年轻人可能都受过一定教育，但又被迫辍学，而这往往又是因为家境艰难。这些年轻人需要找到一些养活自己的手段，而 1930 年代的教育价值观也往往对技术工人有偏见。《新青年》的编辑是茅盾同时期著名作家叶圣陶（1894–1988），直到那时，他也还兼任商务印书馆的编辑。除了取悦读者，茅盾的小说也为了和叶圣陶的试验一致，试图利用他们的期刊来使科学知识影响年轻读者，并介绍关于印刷的技术知识。叶圣陶的努力代表了在 1930 年代，通过文学的途径来促使受过科技教育的年轻人产生建设更好的国家的理想。

茅盾笔下的一群青少年可能是在茅盾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时所了解的。和《右第二章》类似，《少年印刷工》的背景是 1932 年日本侵华之后的日子。书中提到了一个名叫赵元生的男孩，他父亲的店和闸北区很多小的机器厂一样，因战后经济崩溃而破产。在第三章里提过，这些小厂商都是依靠商务印书馆生存的。赵元生很有天赋，很有理想，但他被迫从中学退学。通过阅读，他了解到有的外国人虽然贫困，但还是成为了发明家。然而，让他最受鼓舞的，是一名当时仍然健在的上海发明家，资助了一家著名的电扇公司。

很快，赵元生在一家造纸厂找到了工作。他相信他在每个月挣六元钱的同时，还能学到机械和电的知识。回想起中国在很久之前发明了造纸术，再看看眼前荷兰制造的机器，赵元生感到非常失望。很快，他就厌倦了每天清点纸张的工作，便辞职了。他的父亲迫使他去餐厅当侍者，因为这样他就能穿着光鲜的衣服，和上流人士打交道。父亲说，相比之下，工厂里的工人在粗人中过着肮脏的生活。茅盾清晰地写出了这个男孩的父亲对于技术工人的蔑视，这反映了对体力工人或技术工人根深蒂固的偏见。赵元生拒绝去餐厅当侍者，他更喜欢「伺候机器」，而不是伺候买办和外国人。他读过关于当地发明家的书，并且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成为发明家。

最后，他的姑父建议他去一家小的印刷厂当学徒，因为这样就可以学排版。和明精机械厂的学徒一样，他们希望能自己做生意。他的姑父也认为，逐渐掌握印刷技术可以让赵元生有朝一日能开办自己的印刷厂。而赵元生自己也喜欢读那些刚刚印好的新书。

这家印刷厂位于一间两层四间的旧民房内，同文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也是在这样的地方开始的。这里有五六个机架，只有一台手动打印机。开始工作后，赵元生发现他要和另一名学徒一起住在厂房的底层。这一点也和明精机械厂十分相似。赵元生还遇到了一个老工人，「老角」，他接受过 1927 年大革命的洗礼，这清晰地指向国民党政府对商务印书馆印刷工人的影响，后来，日本的侵略毁了赵元生的家。

赵元生通过观察，渐渐地知道了怎样排版，怎样印刷样张，也学会了其他印刷操作。这段时间里，使用手工雕刻的铅字印刷的小印刷厂，使用的技术大概可以追溯到 1815 年左右澳门的彼得·波林·托马斯（Peter Perring Thomas），发展成了塞缪尔·戴尔（Samuel Dyer，1804—1843）于 1838 年在槟城改进的铜矩阵技术。老角还像赵元生介绍了用于印刷外语的自动铸字机键盘。他还说，可惜能用来印刷汉字的机器还不多。赵元生的发明家之梦被再次点燃，他梦想能发明一台这样的机器。老角去了一家更大的印刷厂，赵元生也去了。他的另一个梦想，也就是能在一家大的机械化的印刷厂工作，显然即将实现。

茅盾的两部作品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布洛克在对技术史的评论中也暗指了这种担忧。关于技术的小说，和技术史类似，应该展现社会价值的重要性，不管是继承而来的还是在机械发展的选择中新获得的。对于茅盾而言，这些价值从对「绅士」编辑李先生及其编辑和知识分子地位的专注，扩展到他对技术和发明的兴趣，而这种兴趣是由赵元生反映出来的。对于赵元生和茅盾的读者而言，机械，特别是机械化的印刷厂，可以印刷图书来丰富人民的科技知识，这对饱受外忧内患折磨的可怜人来说，无疑是一座灯塔。

对茅盾和毛泽东而言，使用平版印刷术和凸版印刷的现代印刷，使得上海乃至全国的现代印刷业从传统印刷业中分离出来。茅盾和毛泽东很可能都意识到，如果没有西方印刷技术和工业化的大型印刷公司，就不会有数千名现代工人，也不会有过剩的新式书籍，这些工人也不会从这些书中学到科学、技术和民主。同时，他们也都认为，到 1930 年代，西方印刷技术已经在很大程度中国化了。

茅盾的《少年印刷工》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旨在通过寻找模型和学徒，揭示在夏瑞芳那个时代的人眼中，现代印刷技术的神秘性。这是为了解释印刷技术作为技术和社会体系，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虽然，和毛泽东一样，茅盾认识到，这是适应了中国的外国技术，但是鉴于它在推动现代思想上的重要性，这些技术被视作中国现代思想的产物。政治、正式的学校、图书馆、公众科技教育、发明、市场、爱国工人、印刷技术、印刷厂和印刷公司，交织在了茅盾 30 年代中期对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观点中。除去其中的资本主义，这能存活于新中国的小说创作中，展现了以上海为基础的印刷资本主义对现代中国思想的影响。茅盾的小说确实激发了这种表达的动机，知识分子的觉醒，道德高尚的印刷商形象后来被重新塑造，例如，高云览（1910—1956）的《小城春秋》和杨沫的《青春之歌》。

虽然 1930 年代的中国人从文化街出版商丰富产出中获益，这些出版商也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当时社会政治体系的一部分，在这么大的国家中，这一体系造福的人太少。在《战时》中，茅盾自己作为上海印刷资本主义中的一员，只是含蓄地批评了资本主义。然后四年之后，他出版《少年印刷工》的时候，通过歌颂苏联，他的批评变得直接了。茅盾的作品颂扬了技术、发明、书籍、工人，和大型工厂。同时，也反映国民党时期的市场无法接触到所有本可以从这些进步中获利的人，资本主义及其包含的商业，被认为是不可分离的。在这种批评中，茅盾将自己与中国在书中批判商业的传统联系了起来。茅盾的作品对《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进行了新的批判，也反映了二三十年代出现的对文化街的批评。这些批评最终让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对印刷业感到安心，其中包括张元济，他在 1949 年非常乐于接受新政府。

最后，在读完中国印刷文化的精英批评、印刷商业和印刷资本主义之后，读者往往会思考，从 1909 年吴沃尧开始批判，到二三十年代周全平和茅盾出版他们的作品，此间，中国书商模糊不清的定位是否发生了变化。然而，通过所有这些对传统印刷商和上海印刷资本家的评价，从行业内外，从消费者以及与他们相互影响的政府的角度来看，一个重大的转型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在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之下，书商所依赖的技术基础，以及后来在印刷共产主义之下，他们所再次依赖的技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西方印刷机和其它机器被中国人选出并进行改造，以达到中国的目标。对于这一重要民用技术的追溯，很多中国人都认为这是古登堡实现的，并且甚至可能帮助激发教育的努力，来提醒其他人关注技术带来的各种好处。最后，允许多种外国技术进入中国。与此同时，利用西式印刷机印刷的新式词典，《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和《辞海》（中华书局，1936—1937），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它们在饱经战火的中国甚至能去往最偏远的角落，这也从物质上证明了上海印刷资本主义的话语和思想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