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早期的德国见证了海报艺术、书籍艺术的兴起，商业平面设计初现雏形，但这段过渡时期的历史却往往被扬·奇肖尔德（Jan Tschichold）或者保罗·伦纳（Paul Renner）等早期现代主义者的革新光环盖过。「
包豪斯以外：现代主义的另一面」系列文章重点关注这些过渡时期的艺术家和早期设计师们，也希望他们的思想、作品与遭遇能予后来人以启发。
在系列的前两篇文章中，Emil Rudolf Weiß 承担起了从书法和装帧艺术到商业出版生产的过渡，Willy Wiegand 则为书籍工艺设下了高入云端的标杆。然而魏玛德国时期的平面设计发展之迅猛，并非仅仅归功于这两人，更是得益于小规模私人印刷和大规模商业印刷的紧密结合。本文要介绍的施泰格利茨工作坊（Steglitzer Werkstatt）虽然只运作了三年，算是昙花一现，但它可以说是那时最早、也在商业上最成功的「平面设计事务所」。它的三位主创设计师格奥尔格·贝尔韦（Georg Belwe, 1878–1954）、弗里茨·赫穆特·埃姆克（Fritz Helmuth Ehmcke, 1878–1965）和弗里德里希·威廉·克罗伊肯斯（Friedrich Wilhelm Kleukens, 1878–1956）除了在施泰格利茨工作坊发光发热，也在各自的一生中对平面设计职业的发展做出了可观的贡献。
用思源黑体 Heavy 显示的各种横杠形状的字符，具有不同的长短、粗细和高低位置。
「孔雀计划：中文字体排印的思路」系列倡导从中文出发、以中文的思维方式讨论中文排版。从本文起将重点分析几个中文的特殊标点符号。希望读者可以结合本系列之前关于「挤挤总是有的」「避头尾」等几项内容一起来阅读分析。
2016 年 7 月「知乎 LIVE」新上线，而本站作者、多语言字体技术开发者梁海随即在其知乎专栏里发布了一篇名为《破折号好难啊！破折号怎么这么难！》的文章。他在文章里附上了 2016 年 7 月 8 日在推特上发的截图，并对 1024 场次「知乎 LIVE」中使用的 907 个破折号进行了统计，结果发现居然有 11 种用法，情况之复杂以致于他说「嗯……我懒得分析了。」既然如此，笔者就接这一棒，为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破折号这么难。
TIB 在创建之初主要着重于介绍西方字体排印的历史、理论与实践，而对于中文的字体排印，我们能做些什么，也是我们从未停止思考的问题，而「中文排版」则很自然地成为关注的焦点。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传统中文排版工艺已随着金属活字的消亡而没落，又经过照相排版、数码时代的洗礼，对西文排版方式亦步亦趋。在中文字体排印「告别铅与火，走向光与电」已过三十余载的今天，是时候对中文排版重新审视一番了。
重建，是因为曾经被摧毁过——现在的中青年设计师里，能理解并掌握中文排版传统规范知识的人已经很少，在专业的美术院校里几乎已经没有老师教；没有多少人想到要学、愿意学，即使想学也没有人教、也没有教材，这就是一个典型的被完全摧毁、亟待重建的状态。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编纂的《华英词典》（1815–1823）中的「字」词条。
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多文字设计很早就在商业领域开始了尝试。从单纯为企业设计多语言的品牌标识，到如今初露锋芒的本地化字库定制，这通常是较大的设计公司、字体公司承接的业务，也尽在有限的范围内运用。如今随着小型工作室、独立设计师的涌现，多文字设计则成为一种共同的专业追求，这意味着更多人将在跨文化的语境下设计，即为非母语的文字做设计。
2011 年在 ATypI 大会。来源：Luc Devroye
2018 年 11 月 23 日，荷兰字体设计师赫拉尔德·因赫尔（Gerard Unger）逝世，享年 76 岁。
因赫尔是马修·卡特（Matthew Carter）和埃里克·施皮克曼（Erik Spiekermann）的同辈，也被荷兰设计师弗雷德·斯迈耶尔斯（Fred Smeijers）称作「继扬·范克林彭（Jan van Krimpen）和布拉姆·德杜斯（Bram de Does）之后，荷兰字体设计的文化大使」。他出生在热金属铸排机的末期，成长在照相排版年代，又亲历了桌上出版革命的风雨，可称继往；在字体设计上始终追求实用技术与美学形体的结合，积极在当代字体行业中发光发热，是谓开来。本文将以因赫尔的字体作品为主，为读者简明介绍一下他的一生。
今年 9 月 18、19 两天，万维网联盟 (W3C) 在日本东京庆应义塾大学办了一场
数字出版工作坊。之后，由日本数大出版社集资与庆应大学合作成立的
高级出版实验室（Advanced Publishing Lab, APL）趁这机会举办了一场座谈会，W3C 中文标准参与者董福兴（Bobby Tung）在会上用日语做了一场「中文排版需求的沿革与标准化活动」为主题的演讲，本文根据讲稿加以说明，讲述《中文排版需求》目前的进程，以及继续推进它所需的行动。
《中文排版需求》的过去与进程
2009 年，《日文排版需求》（「日本语组版処理の要件」, 简称 JLREQ）正式发表，如同日本标准化专家小林龙生先生在其著作《EPUB 战记》中所述，在日本当地并未产生回响与涟漪。但这是由 W3C 国际化工作小组（i18n WG）所发表的第一份语言排版文档，实际上是一步重要的定石。一方面作为参考文件，推动了多数与东亚语文排版相关 CSS3 标准的制定；另一方面也引出了其他语言的跟进，中文就是其中之一。
不来梅印刷坊书籍（图：Christian Hesse Auktionen）
二十世纪早期的德国见证了海报艺术、书籍艺术的兴起，商业平面设计初现雏形，但这段过渡时期的历史却往往被扬·奇肖尔德（Jan Tschichold）或者保罗·伦纳（Paul Renner）等早期现代主义者的革新光环盖过。本系列文章重点关注这些过渡时期的艺术家和早期设计师们，也希望他们的思想、作品与遭遇能予后来人以启发。
德国的不来梅印刷坊（Bremer Presse）在 1911–1939 年运作期间印制的书籍，版式装帧之精湛考究，至今仍受到众多藏书家的追捧。那时，奇肖尔德一代人还未成年，现代主义的文字排印和平面设计尚在襁褓之中，不来梅印刷坊的作品可谓德国书籍设计最早的行业标杆。而它的主要运营者威利·维甘德（Willy Wiegand）则对印刷坊的工作模式、书籍选题、装帧设计、以及生意的兴衰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2018 年 9 月 1 日，「日中韩字体讲座暨研讨会：东亚汉字字体的现在与未来」在东京印刷博物馆举行。Type is Beautiful 有幸参与协办，成员 Eric 作为组委会成员参与策划，并为整场会议提供中文翻译。与会嘉宾阵容庞大，分别来自日、中、韩三国字体文化研究前沿，为大家分享了东亚文字、尤其是汉字设计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实践。下面跟随 TIB 简单回顾一下这场字体学术盛会吧。
虽说早在十三世纪末人们就发明了最原始的眼镜，但在科学的视力检测和验光技术没有成熟之前的很长一段时期，配一副合适的镜片依然要靠运气。如果你是一位十八世纪的近视眼，只能在店里有限的镜片选择中不断试戴，或者在街上找到一位在不同小镇之间卖镜片的商贩，他只会根据你的年龄大约猜测一下近视程度，挑一副镜片给你。
那么，视力检测的系统理论以及它催生的产物——视力表，是何时出现的，视力表上的视标（optotype）设计又有何讲究呢？
张轩豪为一个名为 Across Borders 的海报系列创作的文字设计。（图：张轩豪）
纽约字体指导俱乐部（TDC, Type Director’s Club）在今年八月推出了全新的数字期刊
Typegeist，讨论对当今文化叙事至关重要的文字设计。在主题为「文字设计去本位化」的第一期刊物中，纽约设计工作室 Synoptic Office 的林欣荣（Caspar Lam）和朴瑜俊（YuJune Park）邀请了张轩豪、许瀚文、厉致谦这几位来自大陆和港台的设计师，共同探讨中文字体设计的现状与未来。在连线纽约、香港、台北、上海四个城市的网络视频会议中，设计师们论及当下中文设计正处于遽变的转折点，无不感到兴奋。
访谈原文刊载于
Typegeist 第一期，本站获授权翻译全文。
与三位设计师的访谈在一阵笑声中开始，大家自嘲道：「我们是不是一群自讨苦吃的人？」一款标准的中文字体包含至少七千个字符，如此大的字符集需求与可供选择的字体产品数量是成反比的，这不足为怪。但技术革新与市场全球化正在给中文字体设计带来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