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控东方：晚清西人汉字排印的模数化系统设计

19 世纪，地理世界已不再迷雾重重，随着资本市场的形成与工业革命的浪潮，「日不落」帝国就此崛起，以英美为首的新教传教士成为基督教事工的主心骨。如果说明清之际的教士更注重「讲经」，那么这一时期的新教传教士凭借着他们所向披靡的雄厚工业资本，更有理由去急于「传道」。「西儒」先贤对「相通之理」连篇累牍的迻译已然非晚清之时务，直截了当的宗教意识输出才是机器帝国应有的容姿，大肆的印刷出版自然成为此刻的关键，遂致使西人的汉字排印设计天生具有强烈的功能指向，同时这份工作也紧紧依附于宗教意志，系列设计成为基督教文字事工的重中之重。

一、工具的选择与初试

1805 年伦敦传道会决定开始向中国传道，虽然第一个正式派遣至华的新教传教士是著名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但我们不得不提及更早的马士曼（Joshua Marsh­man）为中文印刷出版做的一番努力。马士曼从未到过中国，他进行早期汉字试印的地点是印度的小镇塞兰坡（Serampore），由于马士曼归属的浸信会是非官方的教会，因而得不到教会以及东印度公司的正式准令，连他从英国出发东渡所搭乘的轮船也是美国的，以至于在加尔各答的英属港口一度无法登陆，最终在丹麦政权的庇护下才得以于塞兰坡安身¹。所以，可以说马士曼是「偷渡」东来的，在国门洞开以前的晚清，几乎所有的传教士都像马士曼一样走过一段「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艰辛历程，由于清末闭关锁国与禁教严厉致使他们的活动地缘只能在马六甲、槟榔屿、巴达维亚等南洋或更远的印度恒河地带。

1811 年，经过长达数年面向教会的磋商与请求，马士曼终于迎来了期盼已久的助手，印刷专家约翰·劳森（John Law­son）抵达塞兰坡并与之共建起塞兰坡传道印刷所（Seram­pore Mission Press），劳森一改笨拙的雕版术，开始采用铅活字印刷汉字，1813 年出版的《若翰所书之福音》即是这一试验的结晶，实现了近代应用铅活字印刷中文书籍的第一次²。这一重要的转变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汉字，西人第一次突破了认知的思维范畴转向印制上的操作实践，从而开启了西人在远东地区使用西方技术生产、设计汉字的历程。该流变的发生固然有更深层的缘由，然直接原因正如马士曼所认为的：「相对于木雕版刻字，铅活字更加美观小巧、清晰准确，且使用率要髙出五倍，印刷成本却可降低约三分之二。³」马士曼一语中的地道出了对印刷出版高效、经济的实质性诉求。然而塞兰坡印刷的质量一直令人堪忧，1833 年，郭实腊（Charles Gutzlaff）曾构思一套从凹版（intaglio）上反刻文字得到字模再进而铸造铅字的办法，他最终花了数百美元刻制出 4000 多个常用字字模送往塞兰坡铸造，但得到却是七歪八扭、参差不齐的字体⁴。

1807 年，马礼逊受伦敦传道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之命抵达澳门，在传教的同时他一并开始中文翻译、出版的工作⁵。马礼逊在英国时就曾随着一位叫做容三德（Yong Sam-tak）的广东人学习过些许汉语⁶，正因此在澳门期间博学而懂得中文的马礼逊被聘为东印度公司的翻译员，又在伦敦传道会的号令下具备优越语言基础的他在远东地区率先开始《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的编撰工作，且东印度公司为此全权出资⁷。然而，很快，《华英字典》的付印成了一大难题，特别是中西混排的矛盾，一套完备中文金属活字亟待被生产。181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澳门建立印刷所，成为中国境内第一家西方印刷术的机构⁸，开始如火如荼地生产用于《华英字典》的铅字，一面由印刷专家托马斯（P. P. Thoms）铸造字柱，一面由华工雕刻⁹。

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当地天主教势力的排挤与清政府对西人学习汉语、中文出版以及传道行为的强烈禁止，马礼逊便不得不开始寻思一处更合适的传道点来伺机大陆形势的转变，而选址的前提是必须要有欧洲政权的庇护且有大量的中国人，于此马六甲传道站于 1815 年建立了。在马六甲传道站，马礼逊和米怜（William Milne）从中国偷渡华工展开进一步的中文活字制造。辗转反侧，《华英字典》陆续到 1823 年全部完成并付梓。

有学者认为，托马斯是第一位主张在中文中大范围使用活版印刷术（Typo­graphy）的传教士¹⁰。但是，托马斯的中文金属活字由于全为徒手雕刻，概是为了便于下刀而掺杂了大量低硬度的锡金属，致使其活字易于受损而常常难以为继，特别是在一些纤细的汉字笔画上。虽然如此，但这套活字还是被誉为当时最为昂贵的中文铅字，还拥有两种字体大小，分别为「English」与「two-line great primer」。这种费工费时的粗陋手工在当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马礼逊深刻地感受到中西文混排时活字结合的困难，汉字的钢制模件（steel mould）的生产又是那样刻不容缓。该套活字一度作为东印度公司官方所属的中文铅字在前后 40 年的辗转中，最终发展到了超过 20 万个活字、2 万个字种的规模，实属不易，还被应用于马礼逊的满语字典、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的闽南语字典和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的广东语字典¹¹，然而却还是无法满足中国普通书籍的广泛印刷需求。东印度公司澳门印刷所关闭后，该套活字被英人全部赠与美国差会，但最终却被毁于 1856 年广东工厂的一次大火中¹²。

除了早期抵达远东传教士的努力，这一时期对汉字印刷的实验同样在欧美大本营如火如荼地展开，尤其以巴黎和纽约为中心（巴黎的情况会在下文展开）。据《传教士先驱报》（Missionary Herald）报道，1834 年春，在波士顿开始了从中国雕板翻铸铅板的工作，而这一行动也可能开展得更早。在当时，纽约的一些智者就已经考虑到用金属版代替中国传统木板的可行性，所以美国长老会（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为了进一步展开实验之便¹³，向广东的传教士致信要求寄送一套宗教手册的中文印版以及一些中国印纸。于是，一套《圣山宝训》（Christ’s Sermon on the Mount）的印版（计 10 块，20 页）在 1834 年 8 月底到达波士顿，很快美国人由此便获得了两套中文铅版，这本手册的缩印版也被随即制作出来。美国长老会和咨询委员会（Prudential Com­mittee）的成员们自豪地称这本小册子是在美国印刷的第一本中文书籍¹⁴。印制的成功很大程度上燃起了美国教会官方对中国印刷极大的兴趣，不幸的是由于来自中国的木板元件或受潮弯曲或受到虫蛀的缘故，进一步的印刷工作无法为继，而此后也没有再次尝试¹⁵。于此，他们意识到，要面对报纸等更加迅即的出版传播终归需要一整套更加完善、精良的金属活字及其生产技术。这时的活字仅仅是将木板复制而来的铅版（ster­eotype plate）锯开所得的，而非单独浇铸，较马士曼、马礼逊的活字而言几乎只有微弱的进步。但这一事件很可能激发了美国在华印刷出版方面更多实质性的倾注与投入，致使美国长老会在 19 世纪中期取代伦敦传道会成为在华中文出版的领头羊。

毫无疑问的是，为了让汉字印刷和西方金属活字印刷机械化的生产体系接轨，无论是伦敦传道会还是美国长老会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金属活版印刷术，此抉择是一份平衡各种客观因素后深思熟虑的结果。麦都思在 1838 年与伦敦发表了一部关于中国传教近况的总结性著作，其中即论及西人对于当时三种主要的技术手段木版印刷术（xylo­gra­phy）、石印术（litho­graphy）、活版印刷术（typog­raghy）在实践后的综合评价。在相同的任务基数前提下（即排版或转写 2689 张，印刷 537.8 万张），三者所需如下：

表中只是显示了狭隘经济角度的理论比较，实际上还需要更多现实操作上的考量。据传教士的经验，用木版印刷术印刷《圣经》的过程虽然有些许优点，如无需任何机器设备、可按需刻制字体大小以及便于修改，但终究弊大于利，因为还没等到前 2000 页的完成，木版就会遭受虫蛀（特别是白蚁）变得不堪，至多只有 5 次印刷的使用寿命，而且在字符中间的精细笔画极易受损，倘若换成更坚硬的木材（如黑檀）则造价会更高，而这些都不会发生在金属上。再者，中国传统的木板印刷只能使纸张单面受墨，纸张利用率不及活版印刷术。然后，中国的木制块件无法与西方的金属活字混排，在活字的高度、尺寸上亦有别，无法在同一的规制下生产，铸造金属中文活字是唯一的解决方案。而更重要的是储存空间的问题，一本八开本的《圣经》所需的木板将充斥 67 立方英尺的巨大空间，而 9 个金属活字只占据 1 平方英寸，1000 个也仅仅占据 1 平方英尺，4 对字盘就可以囊括多达 3 万个活字。另外，木版印刷术需要 14 个工人，管理的难度也是最大的。综之，较金属活版印刷术而言，木版印刷术相形见绌。

又按表，石印术耗费最节省，活版印刷术则最快速，难以抉择的情况下麦都思给出了进一步分析。石印在成熟的中文金属活字还未产出前确实占据极大的市场，它在短期出版的时效、快捷上占优，更是在手稿、绘画的复制上无可挑剔，而且石印机器只需一个工人就可全面操办。但石印是利用水油相斥原理的化学技术，即使高质量的操作还是难免印面品相的飘忽不定，而宗教文书的印刷恰恰需要相当的稳定性和标准性，加之石印还大大受制于天气因素，所以活版印刷术更匹配宗教传播。再者，金属字模、活字一旦获得即可无限地循环铸造，即使损坏可以熔化重铸，最坏的情况不过就是当作废金属出卖，然仍有价值¹⁶。若将目光放远，活版印刷术暗藏的巨大的经济可持续性昭然。所以屈屈多出 250 磅的投资所获得的将是一劳永逸，因此活版印刷术最终成为了清末民初西人汉字排印设计展开的「工具」载体，一切设计无不围绕这套机械大生产的体格。更有甚者，直到照排系统发明前，国人的排印工作都是由活版印刷术完成的。

二、「拼合」设计的计量化基础

1827 年，由于槟榔屿（Penang）传道事业的衰败，隶属于伦敦创道会的塞缪尔·戴尔（Samuel Dyer）放弃了再次前往马六甲的计划，从此他开始为中文活版印刷术做出孜孜不倦的努力，成为近代西人汉字排印设计的奠基者。起初，戴尔也如同波士顿的印刷实验一般利用木版进行翻制得到铅版，再切割铅版获得铅字，但是粗糙、参差的字体终究使他无法忍受，于是他决定实施一份酝酿已久的计划——雕刻「字冲」（punch cut­ting）¹⁷。戴尔认为：

字冲是恒久性的基础，一个单独的字冲可以在任何地方包括马六甲、广东、英国生产出任何数量任何种类的字符。一旦刻出一门语言中最重要字符的字冲，那么我们仅凭一己之力就可以重新铸造出大部分的字符，而整副铅字余下部分至少在 20 年里会完成¹⁸。

然而在开始铸造前首先要解决的是汉字巨大的数量问题以及引发的预算问题。实际上，在戴尔离开伦敦前就估计过汉字的数量大致在 4 万个左右，还从当地的印刷专家那里得知总共花费将在 4000 至 5000 镑。漫无边界的字数与预算令人望而却步，于是在着手铸刻前戴尔不得不花数月来亲自计算常用字范围和种类，以便于证明这项工作是否具有实践的可能性与合理性，在他看来这份前期的统计相当重要。根据马礼逊和米怜的汉译《圣经》以及《末日审判》等宗教手册，他逐字抄录每一种汉字并记下每一个字出现的频率，最终他得出这样的结论：不超过 5000 个字即可满足传教出版的需求，在此基础上增加 1800 个即可满足于文学出版，字模、字冲的总耗费将不超过 1000 镑。切实的统计还证明了若将印刷所里原有的字盘进行适当调节，那么中文活字的储存空间问题是可以迎刃而解的，这可是一度被认为中文印刷中无法逾越的难关。并且，戴尔精确地统计出了广袤汉字中最迫切需要被制成铅字的字种比例，为后人做出了功不可没的奠基，比如后来美华书馆的姜别利即是出于同理统计汉字。因此这一新证意义非凡。诚然，戴尔也由此对自己的计划树立了信心，之后他还对《孔子》（Con­fucius）、《三国》（Sam-Kok）、《朱夫子》（Choo-foo-tsze）以及《马太福音》进行了字频的统计，根据每卷本前 20 页的计算，《孔子》的 703 个字中，仅出现一次的有 309 个；《三国》的 929 个字中，仅出现一次的有 400 个；《马太福音》的 225 个字中，仅出现一次的为 91 个；而《朱夫子》的统计当时没有完成，但根据经验他推测这一数字也是较小的。戴尔最终认为在这些书的前 20 页中，超过一次出现次数的字将在 2500 到 3000 个¹⁹。这次计算很可能就是《重校几书作印集字》（A Selection of Three Thousand Characters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in the Chinese Language）（1834 年刊于马六甲）的理论源泉，该本是戴尔一生中唯一出版的，也是传教士中最早的中文印刷专书²⁰。《重校几书作印集字》统计所得的数据成为此后西人设计汉字的重要参考，而戴尔铸刻字冲的办法一直到 1861 年姜别利的电镀法出现前，也成为此后近 30 年间西人制造中文金属活字最流行、通用的手段。

然而，戴尔细水长流的伟大工作似乎一度不受重视，他屡次向教会致函恳请派遣一位有能力的印刷专家来协助他的工作，还事无巨细地列出了聘请的几点要求以及他个人出具的酬金条件，然而上级几乎无动于衷，其仅有的资金来源是马礼逊在广州筹集的宗教善款。槟榔屿的生产环境也十分窘迫，印刷所里的冲压机仅有一道能够避雨的最简陋的遮挡，锻造间也完全地暴露在室外，就连他抄录汉字的桌子还是由加工台代替的²¹。此外，戴尔还遭受到一些人的质疑，他无奈地回复道：「若有人质疑我在拖沓，我可以这样回答，每天都被大量的统计工作充斥着，我可以给他们看我的手稿，至少，他们可以看到大量时间都被耗费在这上了。²²」

1835 年，情况终于有所好转，鉴于其才华与资质，戴尔受命离开槟榔屿前往马六甲传到站协助华英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的工作，戴维斯（Evan Davies）接任了槟榔屿的传教事业，而此时戴尔的这套铅字受到了「美国外方差会」（American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的青睐，槟榔屿的美会给出了一份足够于 400 个字冲铸造的资金援助，他含辛茹苦的付出最终等来了用武之地²³。1842 年，一度返英的戴尔来到新加坡重操旧业，新加坡印刷所还自带专门的装订车间，和槟榔屿的艰苦相比，这里优越的环境使他倍感欣慰，在此他能以每月 40 个小号字冲的工作效率推进，其实鉴于一些时候文书中注释的需要，戴尔早就考虑过小号字的问题，但是在起初阶段大号字便于工人入手，所以小号字就耽搁了下来²⁴。然不幸的是，次年戴尔于澳门病逝，其工作由斯特罗纳克（Alexander Stronach）继承，在给美国长老会的致函中斯特罗纳克明确地表达了当时取得的成就，戴尔的这套铅字已经拥有了 1845 个字种、370 个字模和 1226 个字冲，字种的数量将最终达到 3041 个，而且小号字也有了一定的进展²⁵。概由于伦敦传道会仍然沉浸在马礼逊那份多达 2 万个品种的活字的满足之中，戴尔在槟榔屿 8 年奋斗的结晶最后送到了美国人手里，戴尔的铅字很快被广泛运用在之后的美国长老会印刷所中，并为理查德·柯尔所改进，在此后至少 10 年间，成为在华西人在中文印刷上的主要字体之一。

其实，我们重新回顾戴尔的制造铅字的历史，切勿仅仅看到那份一五一十「数数」的苦劳，还应当关注到戴尔在寻觅「汉字集约」的过程中，脑海中已经兆见的一种更加精湛的设计理念——「拼合」：

大多数的汉字都由不同的两部分组成，「部首」和「字根」（component），这两部分可以分开铸造，而不会对字体造成大的伤害。

整副铅字的 14000 个中有 300 个拥有相同的部首，有时候部首会占据方块的一半（无疑所有的汉字都处在一个同等的空间里，即一个方块），有时候占到三分之一，因此两个字冲就可满足于 300 个字的部首，那么就省下 298 个半体字冲（half-punch），即 149 个整字冲。

再如， 240 个字（14000 个总数中）拥有相同的部首，同上，两个字冲就可满足于这 240 字的部首，那么就省下 238 个半体字冲，即 119 个整字冲。

接着，在 238 个字根字冲中，有 70 个可以共用在前面 300 个那组里，那么就又多省下 70 个半体字冲，即 35 个整字冲。²⁶

第一组	300	可以被省下	149
第二组	240		119
两组合计	540		35
扣除	303		303
		需要字冲的总数	237

利用对汉字结构的理解，他提炼出汉字中反复出现的可以共用的模件（部首、字根），若对这些元素加以适当的排列组合即可以大大减少字冲的总数（按上述计算可见缩减了一半以上），也即节省了金属原料的成本，随之提高生产效率。这一逻辑尤其体现在《重校几书作用字集》的汉字排布中，戴尔将汉字分为「全字」「三份二份」「三份一份」「直写对半」「横折对半」「四份一份」几个种类²⁷，这种将汉字方块抽象作图形、模件的拆分思维被此后的西人发展至更成熟的体系，尤其是法国铸字师李格昂，但从《重校几书作用字集》稳定、匀称的字形上看，这时期戴尔可能并没有制作出一副完整的拼合活字，所以他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制作并运用了拼合活字还有待考证。实际上，在冲压字模的过程中一些字冲的字面会受到损坏而导致字模冲压的失败，戴尔就曾采用只包含局部几个相同笔画的字冲来加工修补²⁸，那么从「修补字冲」中我们可以推测的是，拼合活字在戴尔那里可能已有所尝试。所以，保守来看，戴尔是汉字拼合活字的理念的设计者、开创者，然有学者直接称其为汉字拼合活字的创始者也不无道理²⁹。

瀚海的汉字字形是西人迟迟无法展开中文活版印刷术的重要结症，为了解决这一瓶颈，事实上戴尔的工作自始至终在「设计」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不妨且将其方案理解作——确定可被用于铸造铅字的「汉字集约」（selection of sufficient extent and variety），具体而言紧紧围绕下属的两个要点，即计算「类别的数量」（number of variety）（即「字种」）和「出现的频数」（number of times）（即「字频」），「类别的数量」的确定为西人铸造中文金属活字的可行性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托，而「出现的频数」的测量则得出了一份「优先级」的数据，有利于造字、印刷活动在最大程度上迅疾、高效且经济地当即展开，而字频计算的作法一直影响到李格昂、姜别利的设计上。总之，这一系列计量化的重构、再造的「系统设计」使得中文金属活字的大生产、汉字纳入西式排印体系的设想成为可能，其重要性好比今天我们设计展开前的市场调查、研究展开前的文献综述一般。

三、「拼合字」系统设计

1834 年，法国铸字师李格昂在汉学家鲍梯（George Pauthier）的指导下开始设计第一套真正意义上系统化的中文「拼合活字」。当时，巴黎亚洲学会的成员鲍梯正在翻译中国哲学家的作品，亟待出版一系列老子、孔子在政治、道德和哲学学说上的经典，特别是老子的《道德经》，于是他便求助于巴黎当时最高超的铸字师李格昂〔按：李格昂是著名字体设计世家迪多氏三世皮埃尔·迪多（Pierre Didot）之子亨利·迪多（Henri Didot）的侄子〕，而对科学饶有兴趣的李格昂也很乐意从事这份试验³⁰。 显然，李格昂同很多前辈也一样认识到了眼前的巨大困难：

在全世界已知的语言中，毫无疑问最难用活字呈现的就是汉语。甚至可以这样说，汉语带给了欧洲活字印刷术以最深切的绝望。³¹

因此李格昂也考虑了汉字的权重之别，将汉字根据应用的情况尝试分类，这项统计可能受到同时期戴尔的启发，特别是第一系列专门用于中国经典「3000」的数量概念难免与戴尔的计量不谋而合：

第一系列：3000 组，产生于孔子的道德和哲学著作，以及其他经典著作中。
第二系列：4600 组（1600 组补充系列一），这个数目的组合，我们就可以印刷别的作品，如圣经，只包括了 5000 个字。以及生产 P.Basill 词典中的内容。
第三系列：9000–9500 组（4400 到 4900 组补充系列二），可拼合康熙字典中的约 50000 个字。³²

这里，李格昂将字用「组」（Groupes）的概念表达似乎别有用心，因为在拼合体系中几乎所有的汉字被认知为一种「组件」。李格昂在其一份印字小册中道出了他的设计诉求：「应当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使用尽可能少的元素来呈现、转义中文，而不变更汉字的构成。」所谓使用「尽可能少的元素」³³， 即是通过提挈汉字结构中的核心元素来组织、把控汉字全局的设计构想，那么「部首」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何况利用部首排列、掌控全部的汉字的经验，在西学中古已有之（如金尼阁「依形检韵」），于是便催生了一套用「部首」（radical）和「字根」（primitive）拼合成字的设计。在其拼合系统中，共有 214 个部首和近 1100 个常见字根，214 个部首是完全挪用《康熙字典》的逻辑的，实际上「214 部首」更是清民之际西人组织汉字惯用手段，该体例被广泛运用在中西字书和印字集中。李格昂还进一步将一个字中部首的比例规定为整个方块的三分之一，字根的比例为三分之二，拼合的方式如同「排列组合」一般，比如现有「口」「手」「木」三个部首和「可」「定」「占」「反」四个字根，那么可以拼合出「呵」「啶」「呫」「」「抲」「掟」「拈」「扳」「柯」「椗」「枮」「板」十二种结果，这一标准化的模式固然带来生产的便利，然机械地组合也产生了很多无中生有的情况，所以不得不对结果进行筛选，最终在排查后他们得到了一份 22741 字的有代表的范畴³⁴。

很快于同年，老子《道德经》出版于巴黎，李格昂也完成了 2000 个汉字字冲的雕刻³⁵。 他的进度比戴尔块了近十倍，这固然有其原因。首先，李格昂的工作是在具有诸多先进设备的巴黎皇家印刷所进行的，而戴尔在槟榔屿的工作环境极其艰苦，而且戴尔在转向活字试制前经历了一段切割铅板的探索，早期翻铸、铸造等工序需要将木刻版寄回欧洲进行，耗费了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且巨额的邮资一定程度上疏远、阻碍了远东与欧洲间的沟通³⁶，使得戴尔常常孤立无援陷入僵局；再者，戴尔没有任何人的指导，材料也十分匮乏，计量汉字仅仅是对着通俗读物挨个数数，也难怪埃文·戴维斯在《戴尔回忆录》中称其工作为「赫拉克勒斯的任务」（Herculean task）³⁷；而李格昂拥有皇家、汉学家的帮助。因此在硬件、资金、人力等综合环境条件上的差异可想而知，更重要的是，戴尔在槟榔屿的 8 年间陆陆续续花了大量的时间在统计上，二者在工速上差异巨大的原因就不言自明了。然而，李格昂讨巧、先进的设计一时即成为西人汉字印刷界的新宠，之后美国长老会中国差会（the Chinese Mission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购买了李格昂的活字，并于 1844 年在澳门新建的印刷所「华英校书房」里，由娄理华和柯尔负责出版了这套巴黎活字的印字集，即《新铸华英铅印》（Specimen of the Chinese Type Belonging to the Chinese Mission of the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由于李格昂其他印字集未能一一寓目³⁸，在此借助《新铸华英铅印》对李格昂的「拼合」系统展开进一步讨论³⁹，该本序言中明确地表达了这套「拼合系统」的模块化构想：

汉字字体分为两个阶层：第一阶层，一为「全字」，由单独字体组成；二为「分体字」，由两个单元拼合。第二阶层即将「分体字」再次细分为二，一为「水平分割字」；二为「垂直分割字」。⁴⁰

按其分割的逻辑，「全字」（Whole）即是无法分割的字，「分体字」（Divided）即是可以由模件组成的字，通俗来看，可被「垂直分割」的即是左右结构的字，「水平分割」即是上下结构的字。实际上，李格昂和他的团队是在认识到绝大多数汉字是由「表意」和「会声」两部分组成的基础上孕育了这套「二分法」的「拼合逻辑」⁴¹，即是出于「形声字」的观念，典型的如「清」「花」等，但众所周知仅仅依靠「形声」的理解是不足以会通汉字构成的全部道理的，虽然清末的有些传教士已经全面而透彻地掌握了「永字八法」「六书」等文字学知识，但至少在李格昂的这份设计中没有必要过多地追究传统的文字学渊源，我们还是要回到一种「不识字」的西式语境中来把问题归于「比例」「组合」的「图形」理解上，为了更好地表述，在此将李格昂和戴尔对汉字的「图形式」理解作表如下：

首先要明确的是，我们切勿将「全字」仅解作「独体字」，「全字」是代表包括独体字在内的「无法分割」的字，「全」的概念基本上是从铸字活动中由来的，是相对于可以被拆铸、合印的「分体字」而言的。拼合体系的「分割」原则是以水平线和垂线为准线，以方形（正方或长方）为单位的分割，所以「无法分割」的「全字」首先包括如下图部首「辵」「里」「門」下属的「近」「重」「開」这类字，虽然它们都可以按部首和字根分开，非独体字，但这类部首构成的平面都跨越水平、垂直两个方向而非方形，又，在遵守不损害字形的原则下，部首、字根作为「元件」无法再分割，这种情况的典型还尤见于「心」部的「必」、「亅」部的「事」，但这仅仅是「无法分割」的一部分，某些字是完全可被水平、垂直分割，但由于字形复杂，用单方向（或横或竖）的三等分割设计或是无法表达的或是有损结构的，特别如「轡」「釁」。简言之，占据「全字」绝大部分的就是超越李格昂体系的「复杂」「特殊」的情况，诚然，独体字如「木」「又」或大多偏旁字同是包含在此范畴的。

「分体字」按左右、上下结构分为「垂直字」（perpendicular character）和「水平字」（horizontal character），其拼合方法如上述，即是「部首」拼「字根」，但实际上是如何操作的，比如模件拼合时是如何衔接、固定的我们仍然不得而知，目前也没有见到有相关活字文物的留存。在此，我们可以依照印字样进一步对拼合字字体做番分析。首先可以明确的是，这一时期西人所制作的汉字字体根本上以《康熙字典》字体为准，因为中文宗教书籍中的字体必须符合中国人的口味，合适的比例与书意是增强识读性、可观性的关键因素，利于宗教的传播。因此，在字体的考量上，戴尔就曾经咨询过很多权威，但最终原则上还是将《康熙字典》视为独一的标杆，《康熙字典》的字体被认为是「最好的形式」（best-formed）⁴²。按上表 3.3.1 可见李格昂的系统与戴尔的在根本原理上同，即是按水平、垂直分割来看待「方块汉字」，我们姑且将是否表达了合理的汉字结体作为「分割好坏」的判断标准。显然，戴尔拼合的方式更丰富、周全，其系统中「部首」和「字根」的比例关系不仅有三等分，还有二等分、四等分，我们有理由相信，倘若戴尔按此理解同样去设计出一套拼合系统势必超越李格昂，但事实证明其整体铸造的铅字字体在审美上已然优于李格昂而得到西人一致的高度认可，麦都思就高调赞美过戴尔字体，称其几乎与中国本土刻字家的优美形式不分伯仲。反之，李格昂的拼合字在审美上受到了一致的否定，被认作「比例失调」「粗糙呆板」，无法博得「华人眼光」（Chinese eye）的认可⁴³，究其最大的原因即在于他将「部首」与「字根」的比例僵硬地定格在 1∶2，难免以偏概全，而汉字的结体却是那样的丰富而微妙。

通过比对其印本中的拼合字，我们可以归纳出李格昂拼合字在字体上失败的几种情况及其原因，一是如「萬」，「艹」部首按舒适的比例至多占到整体的四分之一，但是由于「部首」与「字根」为 1∶2 比例的硬性规制，部首「艹」被拉长，字根「禺」被压扁，使得字体走形，相类的还特別有「欽」「崇」「除」「蒙」「罪」；二即是拼合设计的致命缺陷，由于分开铸造的「部首」「字根」模件在衔接上每每不尽如人意，会出现不稳定的纰漏，如「終」的字根「冬」歪斜，又如「准」字的「冫」与「隹」间距过大。于此，基本上我们可以得出拼合字的两点显著弊病：一，拼合字的「部首」与「字根」的比例、位置往往失衡；二，拼合字「部首」与「字根」两模件间有明显的或水平或垂直的空隙，在空隙中可以假想得到隐形的「校直线」，可比喻作拼合模件间的「飞地」。戴尔也曾批评过拼合字的「丑陋」：

在形式方面，用这种字体印刷中文书籍是十分不当的。这种字体是粗糙的，其部件与正确的比例相去甚远，在我所寓目的超过 300 个字中，可以与中国艺术家所刻制的字形相媲美的，连 10 个都选不出来。⁴⁴

的确戴尔是有话语权的，概是得益于「慢工出细活」的精益求精以及华工写刻所致的优雅品质，其字体被认为是彻底的中国样式，在当时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西制字体与之媲美。而指导李格昂的汉学家鲍梯虽享誉欧洲学界，但可能从未真正从中国获悉，所以李格昂虽铸刻的字形是汉字，但其汉字字体的样式被禁锢在一种「法式」表现与理解中⁴⁵。为了进一步更加中允地比较二者，考虑到拼合字的先天缺陷，特取李格昂「全字」⁴⁶如「之」「子」与戴尔体⁴⁷相比：

可见，戴尔的字体的廓形显然更扁、更宽，留有汉字的「书意」，甚至还有些许「隶气」，其字角方俊遒劲，笔形粗细对比强烈且有得当的曲势而富有张力，与《康熙字典》的字体确然相像，特别是沿袭了冗长而铿锵的装饰角，有老宋体典型的「刀笔」特征；而李格昂拼合字体作为欧式机器思维的产物诚然相形见绌，其廓形是一味、机械的正方，其笔画几乎都是绝对的横线、直线，缺乏张力与「提按」的变化。卫三畏就曾批评其字体的笔画太细且常常以轻飘的「钩」（hook）划草草结尾，这与由毛笔（brush）书写的汉字的真实情况大相径庭⁴⁸。事实上，如戴尔、麦都思、卫三畏这些西方知识分子都认识到，拼合活字之所以「丑陋」，根本上是因为铸字者对汉语以及中国文化知之甚少⁴⁹。

虽然拼合字的「丑陋」为众人唏嘘，然西人非但没有放弃它，反而大肆追捧，原因在于拼合字在当时具备着无可匹敌的高效、经济的功能性。在以宗教传播为使命的文字事工中，字体的审美自然下放到次席，何况俗话说「欲速则不达」，拼合字的「丑陋」自然是情有可原了。拼合字「排列组合」模件化系统所产生的经济优势在上文已陆续提及，如缩小铅字数量、节约储存空间和成本，我们继而要讨论另一重要方面，即「高效」的操作性能。1844 年的《新铸华英铅印》载有长老会教士娄理华为巴黎拼合活字所设计的一套拣字架（下图）⁵⁰，这份设计可谓是李格昂「拼合系统」与戴尔「计量基础」的结晶，实际上《新铸华英铅印》的出版宗旨本身就不只在于展现巴黎拼合活字的印字样，更是重在说明这套拣字系统的排布及其字架的操作方法，以便供人使用，所以将其看做一份设计说明是毫不为过的，正如序言中所述：

事实证明，印刷所里的工人亟待一份正确印刷的印字表单，否则很多时间将被浪费在初学者拣字的过程中。为了这个目的，以及为了满足广大热衷于这项实验的朋友，我们准备了这本样本。本书旨在概览印刷所中的每一个印字及其所在的字盘。⁵¹

按图可见，该套字架被设计成为一个半包围的长方空间，若一个拣字工人处在中心，那么在其左右两边分别是狭长的「全字」字架和「垂直字」字架，在其 12 点钟方向上则是「水平字」字架。这一格局首先是由李格昂拼合系统的分类决定的，在拼合系统中数量最多的「全字」铅字被安排在 12 个字盘中，其次是「垂直字」，置于 10 个字盘中，最少的是「水平字」，置于房间末端的 4 个字盘中。再者，长老会的传教士也认识到不同汉字的使用频率有别，如「之、其、爲」几乎可见于每一页，但很多如「鬋、閫、毬」在熟知的卷本中几近罕见，进而基于戴尔的计量基础设计了从「全字」「垂直字」中抽离出来的「高频字字盘」（concentrated），所以「全字」字架最终被分为 4 个高频字字盘与其余字符的 8 个字盘，「垂直字」则分为4个高频字字盘（其中包括「垂直字」的部首分体铅字）与其余字符的 6 个字盘⁵²。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使用频率设计汉字字架似是娄理华首创，此前戴尔统计的字频比例并未影响其检字系统，他也没有利用部首、笔画来排布汉字，按《重校几书作用字集》中的汉字排布，笔者蠡测基本依靠的是「形近」原则。

为便于拣字系统的分析，特此译注了该份字架设计图，并将各字架按 A–E 标记（上图右）。和两个世纪前的金尼阁一样，在这里，《新铸华英铅印》又一次借用了部首检字法，依据《康熙字典》的 214 部首、笔画数由多至寡的顺序（即沿袭明代《字汇》《正子通》的衣钵）对李格昂拼合活字进行排布，其中特将戴尔统计出的高频字用记号「 ° 」标出。笔者揣测这套拣字系统的设计概在李格昂手下已经初具雏形，后由长老会传教士特别是柯尔和娄理华在配合上述字架的基础上得以完善。那么，拣字工究竟如何操作呢？一位不识字的洋人可全凭「看图」「数数」的方式按以下步骤拣字：

首先数出所需字的部首笔画数，再于部首表中按笔画数找到该部首并得其上方对应的阿拉伯数字编号，举偶如上图，3 画（Three strokes）的「土」部对应编号 32，继而得「土」「」「」三个选项，此时操作者需要自行判断所需字的结构，若该字是「全字」，如「坐」，其部首为「土」，就可在「全字」字表第 32 项（THIRTY SECOND）下按除部首外的笔画数（「坐」除部首后为 4 画，即左上标码）拣得，而「坐」左上还记有「 ° 」，那么该字是高频字，见于 A 架，反之见于 C 架；若该字为「垂直字」，如「堆」，同理依照编号 32 在 B 架中拣得分体活字「」，再按笔画数在「垂直体」字表 8 画（Eight strokes）下查得「隹」，但是「隹」被标记「 ° 」，须在 B 架中拣得，最后将二者拼合即可成字；若该字为「水平字」，如「圣」，同理按编号 32 拣得「」，再按笔画拣得「」，皆见 E 架，所有汉字拣字、拼合的方法都依此类推。标准化拣字系统的设计直接加速了西人排印的速度，乃至一些廉价的「文盲」劳动力也可参与其中，在此规制下，排字工人在 3 步之内就可以准确取到八成随机要求的字，然而距离最远的字，也不过 12 步之遥⁵³。

可以说，李格昂的「拼合」与戴尔的「计量」最终被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们完美地糅合，但澳门「华英校书房」远远不是历史的终点。在 19 世纪 60 年代，美华书馆的姜别利继续将戴尔的计量工作推向了顶峰，他在几位华工的帮助下对照 28 本中文书籍一并结合前人的经验最终得到一份分有 15 种频段（从重见二十五次以下到重见一万次以上）的汉字字频数据⁵⁴。据此，姜别利一举改良了旧制的字架，设计了著名的「升斗架」（又称「元宝架」「U 型架」「V 型架」）。

其设计将 16 万铅字按《康熙字典》部首体例排布在 88 个缩制后的字盘中，排字工的正面为 24 个字盘，正中 8 盘「常用字」，上下各 8 盘「备用字」，其余装有「罕用字」的 64 个字盘则分布在排字工的两边，按此，排字工速又进一步提高了三倍以上⁵⁵。其实，「升斗架」仍然延续了半包围式的格局，所以姜别利的设计很可能也受到了前辈的影响，该字架成为 19 世纪晚期最重要的汉字字架，但这种半包围式的形制由于趋光性差，在 20 世纪初为「统长架」所代替。总之，在「计量」「拼合」的西式逻辑左右下，汉字字体及其排印生产越来越走向模数化、标准化的轨道，为精进的大机器生产体格所征服。

四、拼合字的影响及号数制的建立

至少自 1844 年起，优美的戴尔体和高效的拼合活字一同为美国长老会所接纳并广泛投入市场，据史料记载 1844 年已经有按此两种方式印刷的《新约》出版⁵⁶。1845 年，在娄理华的提议下，美国长老会澳门印刷所「华英校书房」迁至更具战略优势的宁波，选址江北岸卢氏宗祠，并易名作「华花圣经书房」⁵⁷。至少在迁沪前的这段时期中，「华花圣经书房」无疑是在华西人汉文排印出版的中心，无数出版物在此付梓，继续被改良的戴尔体和拼合活字即成为西人汉字排印所并行使用的两大重要核心字族。1856 重版的祎理哲（Richard Quarteman Way）著作《地球说略》是珍良的例证，其引言即是用继承戴尔字体的「香港体」所印制的，而正文由李格昂拼合活字印制。但特别注意的是，以往学界以为《地球说略》的引言是戴尔的活字印刷的⁵⁸，笔者不以为然，在此试校部分字样如下：

按表，首列是《重校几书作用字集》⁵⁹中的戴尔体⁶⁰；次列是1845年《中国丛报》刊登的所谓的「戴尔体」⁶¹； 再次是1851年《中国丛报》中明确报道的柯尔所制作的「香港体」⁶²；末列是《地球说略》的引言字体⁶³。我们若以《重校几书作用字集》的字体作为戴尔体的标准，那么包括《地球说略》引言在内的后三列字体显然与其有别，变化在于后三者字形一改戴尔体的宽扁而趋向方正，且结体舒朗；单一笔画的笔形粗细变化更加连贯均匀，没有明显的停顿、转折，特别表现在「丿」画上；又，在个别字体中部分笔画更为强烈、险峻，尤见于「以」「父」二字。所以，按图证，后三者胥为一体，实际上该字体就是继承戴尔体例的「香港体」。印刷专家柯尔于 1844–1846 年间任美国长老会在华印刷所督办，特别在华花圣经书房任期间，他在美会的资助下全心致力于改良戴尔体，对其大号铅字中不对称的进行了重刻，1847 年柯尔一度似因病辞职，后又应伦敦传道会之命离甬赴港，在香港将戴尔体的工作臻于至善。截止1851年，柯尔已经完成了其大小独体铅字（fonts of solid type）各 4700 个（下图），可以满足于任何种类的出版，尤其是小号铅字几乎垄断了当时中国报业的印刷，因其在港期间声名远扬，故该字体史称「香港体」⁶⁴。

概之，1856 年重版的《地球说略》引言所用字体是柯尔的「香港体」活字而非戴尔的活字，只是《地球说略》刊印时该字体还没有得名「香港体」。另外，由于戴尔生前为统计汉字花费了大量心血，他真正参与活字设计、研制不多，除了柯尔，戴维斯、斯特罗纳克都继承过他的工作，所以历史流变造成戴尔体字族的错综复杂是需要我们加以谨慎的，而纷繁杂乱也是清民之际西人所制中文字体的一大特点。

《地球说略》中的拼合字较李格昂时期亦有所改进（上图）。如其中的「蒙」「萬」的结体显然比早前李格昂的印字大有改观。事实上，「蒙」俨然可见于《新铸华英铅印》的「全字」表，但是李格昂 1837 年试印的《信经》中偏偏没有用完美而便捷的「全字」，而是用了「拼合字」，这可能是早年的法国排字工因缺乏中文知识而一味地遵从上下结构的机械操作原则所致，但 20 年后的美国人不然，他们似乎更加熟悉中文及这套系统而没有简单地照搬法人的定式。再查「萬」在《新铸华英铅印》中只能由拼合得到，而《地球说略》的「萬」却优美而标致，这概是 1847 年左右娄理华修订《新铸华英铅印》的成果⁶⁵。不难发现，美国长老会的传教士对拼合字的「丑陋」确然是有所改进的，是有批判的继承。更有趣的是，《地球说略》中正文字体下方很多地名的别名由一种小号字体印刷，经笔者再三比对《新铸华英铅印》发现，这些所谓的「注释字体」实际上就是拼合活字中的「字根分体活字」。如其中两个并列的「阿」，大号的显然由拼合而得，小号的即独体铅字，再查《新铸华英铅印》「垂直体」字根表 8 画竟得到与此「注释字体」一模一样的「」，下方的「」亦是同理，该本中亦多有相类之处。那么，至少从《地球说略》的排印情况中可见，华花圣经书房时期以美国长老会传教士为代表的西人已经能够高度自如地运用各套中文铅字，甚至投机取巧地利用「字根分体活字」占三分之二方块比例的特性来应付某些小号字的需求。然上文已述，1856 年柯尔早已研制出了大量的小号「香港体」，在此为何没有运用仍然待考，笔者蠡测概是鉴于版面风格的统一不得已而为之的缘故，毕竟李格昂的拼合字只有一种字号⁶⁶。

由此，我们转向另一个话题——中文字体的大小，即「字号」。我们如今所运用的「号数制」是由姜别利自 1858 年起根据英美点制陆续建立起来的。然而纵观 19 世纪，对中文字体多样性的需求在姜别利之前早已有之，亦可明确的是，在 19 世纪汉字融入西方活版术的流变中，汉字字体大小呈现出持续趋微的特征。早在 20 年前，麦都思就明确地表达了对小号字体的青睐：

他们（即戴尔）以 24 点（two-line pica）大小铸刻，这显然将占据太多空间。这没有比花费了 8 开 12 卷本的马礼逊《圣经》中的字体小多少，而马士曼的《圣经》用更小的字体花了 8 卷本。在中国边陲的传教士们打算通过悄悄地散发《圣经》和宗教手册来进行布道。只要中国政府还反对我们的工作，继续将基督教的书籍认作走私品，那么我们必然需要将经书制作得尽可能得小：为了在中国沿海航行时运输的方便；也为了中国人手握经书时显得隐蔽些⁶⁷。

可见，特别在 19 世纪初期，西人对于小型中文字体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非法」传教的目的，因为基督教书籍在严厉禁教的晚清被视作一种明令禁止的走私品，马礼逊早年在广州的印刷、布道活动就曾遭受到清政府的围剿⁶⁸。然而随着中国的开埠，传教俨然成为「合法事宜」，偷渡问题名存实亡，而贮藏空间、页面利用率上的经济性越来越上升为西人渴求小号字体的首要原因，加之本身行文中注释的实际需求，所以小号的中文字体继续长期以往地成为传教士努力的方向。那么，中文字体的缩小必然需要有统一的制式，英美为首的新教传教士自然以活版印刷中的英美式点制为参照标准。在姜别利以前，最小的中文字体概是柯尔的 9 点大小（Bourgeois），基本上被认为是钢上刻字的极限，然似乎只有小部分的尝试⁶⁹。直到 1861 年，姜别利于上海美华书馆的电镀铜模法试制成功⁷⁰，西人能够通过精湛的电解硫酸铜的方法得到字面平整、字形美观的金属活字⁷¹，这份设计成为继拼合活字后晚清西人汉字排印上的又一里程碑，技术的精进为中文小号字体设计迎来了更大可能性，因为此前过小的字体是几乎无法被冲压的，只得回归到最原始的手工铸刻，于此同时电镀法也宣告着费工费时的「冲压时代」落幕。

1862 年姜别利在美华书馆开始大范围地铸造 11 点大小的「解字」（small pica），「解字」仅用一册 32 开本即可印制出集美观、清晰、方便于一体的《新约圣经》⁷²，在当时成为名噪一时的最精良的中文字体，此后他还将小号字体发展到仅有 5.5 点大小的「珍字」（small ruby）。于此，历来学界多有含糊其辞地表述，认为姜别利设计了一至七号（即显、明、中、行、解、注、珍）中文字体，此说不然，实际上笔者认为真正为姜别利所设计并铸造的只有五号「解字」（该体为姜别利的代表作，史称「上海字」「美华字」）、六号「注字」、七号「珍字」，而他者如「显字」其实是戴尔大号字的大小；「明字」是德国人拜尔豪斯（A. Beyerhaus）字体的大小⁷³；「中字」是李格昂拼合活字的大小；「行字」是柯尔「香港体」的大小，只是近大半个世纪以来西人设计的中文字体从来没有被规整地梳理、命名，一直等到姜别利才得以借「中体」取号建制。可能是因为姜别利凭借着掌中最先进的中文铸字技术，得以在美华书馆内马不停蹄地展开对前人各种大小中文字体的再铸与完善，这一势头到后任督办马蒂尔（John Lowrie Mateer）执掌时亦然，所以极易令人误解为一至七号字体为姜别利所设计。然已有材料明确表明，如「显字」是继「明」「中」「行」「解」之后由马蒂尔于 1872 年铸造的（按，此时姜别利已经辞去美华书馆督办之职⁷⁴）。 就此，特将 19 世纪西人设计汉字大小情况扼要如下（按，附有号数者即属姜别利之号数制⁷⁵）：

号数制的建立使得半个世纪前令马礼逊束手无策的历史难题化为乌有，中西混排的标准体系由此建立，汉字排印在西化的理路上几近走到了最后地步。姜别利曾道出过「解字」的设计渊源：「设计这套活字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把《圣经》经文在最少只有一册的可印刷范围内，中英两种文字可以夹排夹印，这无疑对学者们提供最大的方便⁷⁶。」诚然，「夹排夹印」于学识传播的益处不言而喻。此时，汉字不仅可以和西文混排，进而还可与阿拉伯数字、音符等特殊西号在印面上结合，无不使得数理、音乐等西学的传习与会通愈加便捷、通达。1897 年路密士编撰的《对数表》刊于上海美华书馆，其序有言：

刊是书之意，诚以中土向用之对数表不列较数，故每遇零数须费推算之工，且所印数目既用中华字，则笔画繁多而字体小，故易模糊不明。至本书所载诸表非面面各具，其应用之较数，更用亚拉伯数目字，排印清晰。则用是书者，庶免烦劳迷离之弊矣。⁷⁷

倘若我们悉心回顾明清之际，不难发现，在当时西学东渐中诸多西学典籍已经展露了对西号排印的需求，因为用某些数字或数理关系单凭汉字表达或繁琐或根本无法实现，特别见于《奇物图说》《西儒耳目资》等书中，都出现了被用以注记的拉丁字母，只不过当时活版印刷并没有运用于这些书籍上，其中的西文都是徒手雕刻在印版上的，遵守的是中国古代木版印刷一以贯之的逻辑，在写、刻上具有很大的人本自由度，也就没有出现中西混排的强烈矛盾。然而，进入 19 世纪铅与火的时代，面对冰冷、高速的机器生产体格，由刻工或写工信手决定的字体大小势必无法与西制接轨，这一矛盾的背后其实是文化殖民所要求的巨大印量在作怪，正如上文所述，笨拙、呆板的木板印刷俨然无力满足于此，所以要在短期内实现传道的最大化效益，汉字排印必须与西文同质化，那么一整套可自由拆合的便捷、高效的汉化「铅印模式」亟待被设计。从 19 世纪初铅版技术的实验到戴尔的计量工作，再到李格昂的拼合设计，乃至姜别利的号数制，西人自始至终依托西方的标准化、模数化体格来努力建构一套能在最大程度上为自己所控、所熟识的汉字规制，以便借此将数以万计的字形在确保易认、易读的前提下「毫发无损」地纳入活版印刷的生产体系之中。

显然，西人于此是成功的，历经 19 世纪汉字的「洗礼」，20 世纪初中国近代的印刷资本业开始蓬勃发展，在「洋为中用」的买办中，排印皆是沿袭着西方的生产制式，而一时间新兴的民族印刷资本业也无不依赖西方先进的活版印刷体格，特别是姜别利的电镀铜模法成为我国近代印刷技术之主流，1907 年上海商务印书馆曾正式成立电版组，稍后中华书局、世界书局、文明书局都陆续建立电镀科，直到 1947 年上海的印刷生产仍然以电镀法为核心技术之一⁷⁸。然而，近代印刷术的技术巨变最终致使国人手卷中的汉字已几近告别了老宋体的古典风韵。随着近代报业的兴盛，更多的庶民触及到了印字与印刷品，国人无知、麻木的眼睛似乎还来不及懂得「挑剔」便集体无意识似地接纳了洋人的设计。继而，在一种对技术革命的「顺从」中，滋生出了泡沫般的膨胀与自负，国人自以为汉字字体就此踏上了工业腾飞之路，实则却像无头苍蝇一样丧失自我，以至于在 20 世纪 30 年代就有一些有志之士终于不堪忍受五花八门、满目疮痍的花体字，或更可说是不堪于字体设计背后潜在的民族意识的沦丧，由此激发了如郑午昌创制「汉文正楷」这般典型的设计救国运动，来重塑正统的民族形象。无论如何，从 19 世纪起，中国的汉字字体及其排印终究全面步入了近代化、现代化的历程，成为我国现代意义的汉字设计之嚆矢。